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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热红学”商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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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8:15: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土默热红学”商榷(2)
王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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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人“买舟北上”图(图片来源:百度地图)
(二)土默热说,《红楼梦》书中立意为其“闺阁昭传”的十二个聪明美丽的青年女子,原型是杭州“西溪山庄”的前身“蕉园”里“蕉园诗社”的十二个成员。她们都是当时杭州洪黄钱顾“四大家族”的女儿,是洪升的表姐妹,与洪升年龄仿佛,从小儿一起长大。她们确实博学多才,聪明美丽,在清朝初年先后结成“蕉园五子社”和“蕉园七子社”,她们推社主,取雅号,分韵联诗,出版诗集,诗名轰动一时。她们的命运随着“四大家族”毁灭而全部惨遭不幸,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按:土默热认为,《红楼梦》书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杭州的西溪,金陵十二钗”的原型为当年杭州“蕉园诗社”的一帮才女。土默热说:“笔者考证《红楼梦》书中金陵十二钗的创作原型,取材于清朝初期顺治康熙年间,活跃在杭州西溪的蕉园五子社和蕉园七子社十二位女诗人的生活。蕉园姐妹的结社之地蕉园,也是康熙二十八年玄烨皇帝南巡的西溪山庄;这正是《红楼梦》中接待元妃省亲并作为姐妹们结海棠社、桃花社地址的大观园创作原型。(天涯社区·土默热博客《从蕉园姐妹酬唱诗词看林黛玉创作原型》 2009-02-10)
不可否认,清康熙间的“蕉园诗社”的一帮才女的存在。她们是杭州人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女子的骄傲!但是,若按照土默热所说,《红楼梦》书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杭州的西溪,则应该是出自附会。他所说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其所推重的是《红楼梦》中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生活原型,“应为蕉园诗社的台柱子人物林以宁”,是个不折不扣的“林妹妹”。 那么,土默热证据何在?
林以宁(1655—1731后)字亚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林以宁是蕉园五子社的重要成员,又是蕉园七子社的倡导者。《国朝闺秀正始集》云:“亚清能文章,工书善画,尤长墨竹。与同里顾启姬姒、柴季娴静仪、冯又令娴、钱云仪凤纶、张槎云昊、毛安芳媞,倡蕉园七子之社,艺林传为美谈。”《清诗汇》说:“亚清少受母教,喜研经义,工诗文,旁及绘事,以画梅竹著,为蕉园七子之秀。从宦唱酬,流传佳句,人艳称之。”传世作品有《墨庄诗钞》二卷、《凤箫楼集》。
第一,历史资料仅仅只能证明林以宁是一才女而已。按洪升出生于顺治二年(1645),林以宁出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这就是说,洪升比林以宁要大整整十岁。而洪升到京城国子监读书时间为康熙七年(1668),此时的林以宁只有十三岁,即便这个闺中小丫头才学甚好,十三岁时就入“前五子”蕉园诗社的话,此时的洪升则远离故乡赴京城就读国子监,以及等待科举考试,以期飞黄腾达,其在京城长达二十六年之久,不至于林以宁十岁、八岁便加入诗社吧?那么,他们在一起结社的时间是在洪升去北京之前,还是之后?若结社是发生在洪升至国子监读书之前,不光林以宁还小,而且按照“社长”林以宁的年纪推测,其他才女的年龄则应该多为更小无疑;若结社是发生在洪升去国子监读书的二十六年之后,也即洪升回到杭州后的事,昔日的闺阁女子此时都早已嫁作他人妇,且都是半老徐娘之人,更何况古人最讲究男女有别,如何能说洪升与蕉园诗社的姐妹们一起唱和呢?从中可以看出,蕉园诗社的的创建时间,应该正是洪升在国子监读书的康熙十年左右,此间,洪升根本不在杭州。即便他们之间真有唱和的故事,那也是洪升从京城归杭州之后,此时的林以宁她们昔日的这帮姐妹们都处于不惑之年,况且,没有发现洪升诗集里有与这些女子唱和之诗作,仅仅只有林以宁四十初度时洪升为这位表弟妇作过一首《后同生曲》,时年为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此时的洪升五十岁,返回故里于孤山筑稗畦草堂而居。土默热以书中“同日生的就是夫妻”来佐证,未免过于勉强。因为,他们之间既非夫妻关系,而诗中也无爱情意蕴。我不否认这位“林妹妹”是一位才女,但是,若将其与林黛玉相提并论,则未免有些
夸张。如土默热说:“林以宁与丈夫钱肇修虽然夫唱妇随,百年偕老,但由于钱肇修经年在外地任上,夫妻之间聚少离多,所以林以宁作品中多有离情的倾诉与思念的泪水。《红楼梦》中林黛玉诗作中表达离愁别绪的作品很多,也最凄切感人,应属来源有自。”(土默热:《从蕉园姐妹酬唱诗词看林黛玉创作原型》)但是,观林以宁的诗作,多是思念丈夫的闺阁闲情之作,与林黛玉的诗作中的格调简直不在一个档次上。既无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那种豪迈,更无林潇湘“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那种对于故国的灭亡所产生的缠绵、憧憬,以及对于离乱所发出的深深地哀怨和感叹!如何能将林以宁说成是林黛玉的原型呢?从其所吟诗中,有竹子、梅花和桃花,并无荼靡,更无海棠,又如何能说这是大观园姐妹们结海棠社的证据呢?还有,林以宁一生夫妻恩爱,子孙满堂,活到七十多岁才死的,如何能与只活到十几岁便死了的林黛玉扯上关系呢?假如洪升与林以宁之间像土默热所说的是表兄妹关系,这无异于是在咒表妹早死,简直不可想象!也亏得他想得出来。与其说林以宁像林黛玉,不如说张槎云更像,因为张槎云七岁即能诗,年仅二十五而卒,岂不是书中早死的林黛玉么?再者,如果洪升是《红楼梦》作者的话,贾宝玉必是洪升的影子无疑;若林黛玉是以洪升的表弟媳林以宁为原型的,那么,洪升如何将自己与表弟媳的暧昧关系写成一场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呢?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他的表弟岂有看不出之理?若其表弟知悉,不打断洪升的腿才怪!相信洪升再傻也不至于如此。
第二,土默热将林以宁之父林纶同林黛玉之父林如海挂钩,也是很难服众的。土默热说:“林以宁是进士林纶之女。林纶中举后,被外放山西运城作巡盐御史之职,正是《红楼梦》中所说的‘盐课’林老爷。”(同上《从蕉园姐妹酬唱诗词看林黛玉创作原型》)这一下,土默热可真的对上号了。那么,他所说的林纶做过“山西运城作巡盐御史之职”的证据从何而来呢?语焉不详。可是,书中明明说林如海乃“前朝探花”、“进士”,如何能与一个举人扯在一起呢?这与主流红学家将曹寅曾以江宁织造身份兼任“两淮盐差”,说曹寅就是林如海的原型,又有什么区别呢?土默热同时又说:“林以宁的父亲林纶乃进士出身,目前可搜集到的史料中,均未交代乃何科进士。从他生活的时间看,很可能并非清朝开科所取的进士,而是明朝末期科举所取中的进士。这就与《红楼梦》中交代的‘前朝探花’相一致了。”试问:“相一致”在哪里?林纶是否做过“巡盐御史”一职的真假姑且不论,但是,既是中举后就被外放山西运城作巡盐御史之职,那么,已经在做官的林纶如何又中了进士?当然,这种情况在古代科举考试中也还是有的,即先中举做官,后再考进士。但是,明末时期似乎没有这样的的情况。土默热为了对上林如海的“前朝探花”,于是估摸着林纶可能“是明朝末期科举所取中的进士”。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今天,我们很难见到林纶个人考取进士和具体官职的任何信息。查遍崇祯元年戊辰科(1628)、崇祯四年辛未科(1631)、崇祯七年甲戌科(1634)、崇祯十年丁丑科(1637)、崇祯十三年庚辰科(1640))、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一直查到崇祯十六年癸未科(1643)等进士名录,均查无此人,更莫说中过探花了。可是,土默热先生揣摩着一个个“吻合”的证据,说白了,其实多为杜撰、附会,如此怎能以理服人呀?可以说,林纶的知名度远远不及其女林以宁。即便林纶的官职、进士都是属实,作者既是他的邻家或亲戚,断然作者也不会将他家的亲戚的官职写得同书中的一样,除非土默热先生不承认书中有满清人认为的“碍语”。因为,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在这样一部有违清廷碍语的著作中,将家人、友人家的的信息赤裸裸地写来,如此岂不是很容易让清廷对号入座么?这无异于有意要让自家亲戚陪着自己一起走向断头台。
第三,至于说到“蕉园五子社”和“蕉园七子社”十二位女诗人。根据土默热先生的考证,“蕉园五子社”是由钱氏姐妹的母亲顾玉蕊发起,杭州著名女词人徐灿(王巧林按:徐灿实为苏州人)、柴静仪、林以宁、钱凤纶等参加,地点就在柴静仪家的蕉园,组成了“蕉园诗社”,号称“蕉园五子社”。土默热说,这是她们经常在一起联诗对句的地方,在当时影响很大。“蕉园五子”后来各奔东西,诗社解散了。此时洪升与姐妹们也长大了,由林以宁发起,钱氏姐妹、顾启姬、冯又令、朱柔则、毛安芳、张槎云等表姐妹参加,重组了“蕉园诗社”,号称“蕉园七子社”。
按照土默热说的前后“十二”位女诗人,其实只有“十”位,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那位“林妹妹”林以宁和“宝姐姐”钱凤纶,既是“前五子”之一,同时,又是“后七子”之一,如此说来,至少她们姑嫂两人被重复计入其内,何来“十二子”?还有,“后七子”之说不但有歧义,而且也与《国朝闺秀正始集》中记载的人名有不符的地方。若“后七子”由林以宁发起,再加上钱氏姐妹、顾启姬、冯又令、朱柔则、毛安芳、张槎云等七人,合计有八人,应该称作“后八子”才对,如何说是“后七子”呢?莫非土先生有意将最重要的发起人林以宁算作一个“计划外”的么?比较《国朝闺秀正始集》里的记载,既多出了一个“朱柔则”和一个“钱氏姐妹”(前面只写钱凤纶一人),同时又少了一个“柴静仪”,简直把人搞糊涂了。是出于写作需要,还是笔误,抑或是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不得而知。是《国朝闺秀正始集》记载的可信,还是土默热说的可信?相信读者心知肚明。可是,这两种不同的差别,都是出自土默热的文章。可见,蕉园十位女诗人( 土默热说的“十二女诗人”)与“金陵十二钗”在人数上是对不上号的。又,“蕉园诗社”的一帮才女如何又与洪升有关联呢?似乎土默热也没有举出较多的例证,不知真有其事,还是出自其杜撰?土默热说:“洪升当然不是‘蕉园七子’成员,但姐妹们每次都约他参加诗社活动,洪升也热衷于混迹姐妹中间,甘充厮役。每次赛诗,为了博得姐妹们高兴,洪升总是胡乱吟上几句,好使自己落第,让姐妹们夺魁。”(天涯社区:土默热的博客《落红沁芳 天堂挽歌·十四·绛洞花王》)
土默热将洪升说成是俨然一个贾宝玉,其所讲的这些故事,也俨然是《红楼梦》中的故事。若是真的,将洪升说成是《红楼梦》的作者,不说完全相信嘛,也还不算离谱,至少是有可信的一面。可是,土默热没有出具任何洪升“混迹姐妹中间,甘充厮役”的证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如何不见 “四大家族”中最重要的洪、黄两大家族的才女加入到蕉园前后诗社阵营中?尤其是土默热说的洪升的表妹(即后来成为洪升的妻子)、那个别号“脂砚斋”的大才女黄惠!蕉园诗社的女子们何以会漏掉这样一个大才女?难道不令人生疑么?
第四,按照土默热所列举的蕉园五子社的发起人顾之琼(字玉蕊),为林以宁的婆婆,也即蕉园七子社的骨干成员之一——钱凤纶的妈妈,钱凤纶又是林以宁的大姑子(丈夫之姊)。土默热还说,顾之琼与其女钱凤纶这对母女正是《红楼梦》中薛姨妈和薛宝钗的生活原型。
若按土默热先生一面说“金陵十二钗”是以顾之琼为首的“前五子”和以林以宁为首的“后七子”等十二位诗人为原型的,一面又说顾之琼与钱凤纶母女乃《红楼梦》中薛姨妈和薛宝钗的生活原型。言外之意,薛姨妈也是“十二钗”之一。大家知道,《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仅有王熙凤与巧姐一对母女而已,假如将顾之琼比作王熙凤,巧姐比作钱凤纶,就母女关系上说,勉强还说得过去。可是,土默热却将她们母女说成是薛姨妈和薛宝钗的生活原型。试问:“薛姨妈”如何成了“十二钗”了?如此岂不是自相矛盾?土默热的证据在哪里呢?
他说,钱家是诗书传家并经营花木产业的官僚文人兼富商家庭。钱凤纶的父亲钱开宗,是清初顺治年间江南乙酉科场的副主考。由于科场舞弊案被举子尤侗以一首《黄莺儿》告发,顺治皇帝勃然大怒,将钱开宗斥为“卖放”功名的“货殖家风”,与正主考方犹一起被绑赴菜市口砍了脑袋;家属子女几百口人全被押解北京,发配给旗人为奴。这就是书中薛家“皇商”身份的出处,皇帝亲口封的“货殖家风”,不正是所谓的“皇商”么?家属子女被卖给旗人贵族为奴,也就是宝钗所谓“选秀女”的由来。这是作者皮里阳秋的隐晦写法,大家不要按字面作机械理解,在那个时代,这种事情谁敢公开明写呀?书中说薛宝钗出生时从娘胎里带来一种“热毒症”,终年要吃十二个月白色花蕊配制的“冷香丸”,说到底是内心的怨毒之情,兼为父亲戴孝之意。就连薛宝钗的丫环“黄莺儿”的名字,都出自尤侗以钱开宗事迹创作的杂剧《黄莺儿》,这恐怕不是巧合吧?
我不知道,一个在杭州经营花木产业的官僚文人兼富商家庭,如何能与书中薛家的“皇商”扯上关系,居然还是薛家皇商的原型,未免牵强过头了。这不是什么“皮里阳秋的隐晦写法”,实在是有失偏颇。薛宝钗出生时从娘胎里带来一种“热毒症”,原本是作者隐喻大明朝所患之弊病,又如何能与钱凤纶的为父亲戴孝扯上关系?还有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既然当年钱凤纶的老爸钱开宗,是因江南乙酉科场舞弊案被举子尤侗以一首《黄莺儿》告发,洪升又如何将薛宝钗的丫鬟黄莺儿写入书中呢?按照土默热的说法,洪、钱两家为亲戚,如此赤裸裸的写出以《黄莺儿》绊发的江南科场舞弊案的事件来,岂不是不打自招么?况且,“黄莺儿”乃曲牌名,清顺、康间大名士楚蕲人卢澹岩《四照堂诗余》之《四照堂时曲》里便收录有《黄莺儿》多首。土默热以此为据,实在是难以服人。除非《红楼梦》是一部纯情的爱情小说,丝毫没有诋毁朝廷的内容。若有,坐过牢的洪升岂敢写出?可见,黄莺儿一名与洪升没有任何关系。况且,根据史料,洪升晚年与告发他们家“亲戚”钱开宗江南乙酉科场舞弊案的原告尤侗关系密切,要是这样,洪升如何还与尤侗交往?这恐怕只有土默热能讲的清楚。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从钱凤纶身上看不出有丝毫薛宝钗本人的故事。
第五,土默热说,柴静仪出生于一个诗书传家的世族家庭,父亲柴云倩一生只做过穷孝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穷秀才吧。她的丈夫沈汉嘉英年早逝,抛下孤儿寡母苦熬岁月。在蕉园诗社成员中,柴静仪年龄比其她姐妹大一些,可谓德高望重的“寡妇大嫂子”。她也确实被姐妹们推举为诗社的“祭酒”,确实是诗社中组织并评定风雅活动的“公道佬儿”。
柴静仪青年守寡,或许是真的,但是,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怎的,从未见到有史料说柴静仪在蕉园诗社中居长,再大也不至于比林以宁的婆婆顾之琼大吧?请看《清诗汇》,即《晚晴簃诗汇》(由徐世昌的门客、幕僚撰)载:“季娴工诗书画,又从父学琴,手录琴谱,父为之序。尝于春日偕蕉园诸女士扁舟泛湖,练裙椎髻,命翰分吟,画舫相邻多靓妆,游女旁窥风格,诧为仅见。”此为记载柴静仪的生平资料,并未说她充当蕉园诗社“祭酒”这样的一个角色,如何能说柴静仪就是《红楼梦》书中大嫂子李纨的生活原型呢?如果说,顾之琼是李纨的原型,勉强还可以附会,因为她是“前五子”中的“老大”呀。除非土默热否认金陵十二钗是以“蕉园”诗社前后“十二女子”为原型的,不然,如何能讲的通呢?岂不是无法解释么?而且,《清诗汇》从没有透露洪升也在柴静仪的扁舟上。就是说,洪升与柴静仪交往也是不能成立的。
第六,土默热还说,顾启姬是清初著名女子文学团体“蕉园诗社”的骨干成员。《土默热红学》由此考证出“蕉园诗社”成员之一的顾启姬,就是《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史湘云的生活原型,这个顾启姬,当然也是红楼姐妹原型之一。
按照土默热所说的“金陵十二钗”原型之一,其大书特书“清朝初年著名女诗人”、“蕉园诗社”的骨干成员顾启姬,其才学究竟有多高呢?例如《池北偶谈·谈艺六》中记载过一则故事:
顾姒,字启姬,杭州人,适鄂生某。康熙庚申,从其夫至京师。尝见所著《静御堂集》,小赋诗词颇婉丽。九日,予与同人饮宋子昭工部小园,限蟹字韵。翌日鄂诗先就,顾代作也。其末云:“予本澹荡人,读书不求解,尔雅读不熟,蟛蜞误为蟹。”
这个被土默热说成是在当时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才女顾启姬,居然自称闹出了“尔雅读不熟,蟛蜞误为蟹”这样一个笑话,这说明她当时根本没有见过螃蟹。否则,不会将“蟛蜞误为蟹”而当场闹出了笑话呀!如果她是史湘云的原型,这样一位将蟛蜞误作螃蟹的女子,又如何能吟出《红楼梦》中的《螃蟹咏》来呢?作者明明在第三十八回中写到史湘云参加中秋赏桂吃螃蟹,只是作者为了突出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而将这位枕霞旧友的螃蟹咏诗作予以省略了而已。当然,这并不等于顾启姬以后没有见过或吃过螃蟹。如果她是史湘云的原型,这则令人发笑的、且极富幽默的笑话,就像今天农村人笑话城市的青年不识五谷一样令人喷饭!而以诙谐幽默见称的作者,如此好的创作素材何以扔了呢?这似乎讲不过去。
第七,土默热也仅仅将林以宁对应“林妹妹”,钱凤纶对应“宝姐姐”,顾启姬对应史湘云,柴静仪对应“稻香老农”,顾之琼对应薛姨妈,似乎仅此五人而已。也就是说,其他几位才女更难以与“金陵十二钗”对号入座。试问:林以宁能吟出林黛玉的“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具有隐士风范的诗句么?钱凤纶能吟出薛宝钗的“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这样诅咒清廷、否定朝政的诗句来么?不说西溪的这些女流之辈,恐怕土默热说的大才子洪升也是望尘莫及吧?因为,这些诗句最能代表作者的性格、志趣、隐士风范精神,乃至超人的胆量等,并不是随便一个才女、才子就能写出的。才女顾之琼如何又是大字不识的薛姨妈的原型呢?这样的矛盾、疑点,在土默热红学里可以说比比皆是。
第八,按照土默热所说的黄家才女,也就是洪升的妻子黄惠,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她的零星半点的诗作,何来才女之谓?可知黄惠充其量不过是大字不识的典型的封建礼教下的小脚家庭主妇而已,简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的牺牲品。难怪得土默热先生将其作为王熙凤的原型,只怕是土先生窥见她们的共性在于都是文盲,亦未可知。但是,土默热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面说洪升的妻子黄惠是王熙凤的原型,一面又说她是参与创作《石头记》作者之一和评点甲戌本《石头记》的脂砚斋老先生,即将他们二人对等起来。如此矛盾百出,不攻自破。
第九,土默热口口声声说,《红楼梦》体现了明末清初文化现象的“晚明文化气脉”,并且,还引用徐晋如教授的话说:“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它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它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它满口色空理论却满足于平庸的幸福,它抱怨理学的不合理却窒息了真人的生机。这又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在这种文化气脉影响下,首先产生了以水磨腔为音乐特征的昆曲,接着,又产生了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作传的《红楼梦》”。(转摘自土默热:《金粉红楼世族梦》一文)但是,土默热并未能理解《红楼梦》的作者为何写到“金陵十二钗”,我看他或许是没有搞清楚,否则,他不会将“金陵十二钗”安到西溪的才女们头上去,将“金陵十二钗”来一一坐实洪升家的表姐妹们,甚至将“金陵十二钗”说成是“西泠十二钗”。殊不知“金陵十二钗”有出典,典出晚明吴中名士王稚登之语,也就是妓女的代名词。语出冯梦龙《情史》“老妓”条。据载:王百谷(稚登,字百谷)云:
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饶富,而平康亦极盛。诸姬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马姬高情逸韵,濯濯如春柳闻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诸姬心害其名,然自顾皆弗若。以此声华日盛,凡游闲子,沓拖少年,走马章台街者,以不识马姬为辱。油壁障泥,杂沓户外。池馆清疏,花石幽洁。曲室深闺,迷不可出。教诸小鬟宁梨园子弟,日为供帐燕客,羯鼓、琵琶声,与金缕红牙相间,北斗阑干挂屋角犹未休。虽缠头锦堆床满,而凤钗榴裙之属,尝在子钱家。以赠施多,无所积也。(《情痴类·卷七》)
虽然《红楼梦》作者并非将“金陵十二钗”写成是一帮妓女,但是,确有影射。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借此讥讽明末江南那些无聊文人,在大明亡国之际,依然在秦淮河畔醉生梦死,眠花宿柳,演戏作乐,如阮大铖之流。然而,不乏极具民族气节的女子,如柳如是、李香君等。谁都知道唐朝著名诗人杜牧的一首著名的《泊秦淮》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游秦淮,在河上听见歌女唱《玉树后庭花》,绮艳轻荡,男女之间互相唱和,歌声哀伤,是亡国之音。当年陈后主长期沉迷于这种萎靡的生活,视国政为儿戏,终于丢了江山。陈朝虽亡,这种靡靡的音乐却留传下来,还在秦淮歌女中传唱,这使杜牧非常感慨。他的诗说:这些无知歌女连亡国恨都不懂,还唱这种亡国之音!其实这是借题发挥,他讥讽的实际是晚唐政治:群臣们又沉湎于酒色,快步陈后主的后尘了。秦淮一隅,寄托如此深沉的兴亡感,足见金陵在当时全国政治中心已经移向长安的情况下,影响仍然很大。《红楼梦》作者借此为譬,其意是说商女尚且不知亡国恨,你们这些大男爷儿们为何也不知道呀?!所以,这也是当年袁枚为何将林黛玉说成是“女校书”的缘故。因此,土默热先生所说的,金陵十二钗的正称应为“西冷十二钗”,可以说是典型的附会。由此可知,土默热错把“金”钗作“泠”钗!
第十,土默热所说的杭州西溪一帮才女的命运随着“四大家族”毁灭而全部惨遭不幸,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观蕉园诗社的众才女,她们的命运并非像土默热说的那样,随着“四大家族”毁灭而全部惨遭不幸。
根据史料,根据土默热所说的四大家族也好,众才女也罢,她们的最终归宿大多都是很好,惟有柴家不幸属实。就只发现柴家因科场舞弊案败落,柴静仪本人中年丧偶,勉强说的过去,亦仅此而已,其余家族皆称不上衰落,更称不上败落。如洪家的洪升晚年可谓红得发紫,还纳妾,也称得上是衰落么?其岳父黄氏家族自始至终一直是一个兴盛之家,简直富得流油,洪升的外公,也就是洪升之妻的祖父黄机,在朝廷为官,一路官运亨通,位高权重,最终老死杭州,其死时,皇帝还赠他谥号,何曾有过衰落的影子?顾氏家族,原本就不应该纳入到“四大家族”之列,但是,更是不见衰落。如何能说这些才女的命运是随着“四大家族”毁灭而全部惨遭不幸呢?不幸在哪?可是,根据土默热所介绍的昔日“蕉园诗社”的众才女,她们大多数幸福美满,家庭和谐,尤其是被土默热推重的那个“林妹妹”林以宁,夫妻白头偕老,何曾惨遭不幸?“蕉园诗社”这些才女,非但不是像土默热说的那样“惨遭不幸”,反而倒是大多幸福已极。她们过着夫唱妇随的恩爱生活,福寿康宁占尽,这与书中“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迥然有别。试问:杭州的“四大家族”全部毁灭了么?西溪的才女有多少是悲惨的死去?有谁遇人不淑?有谁的最终归宿是当过尼姑?似乎没有一个有《红楼梦》类似的结局,更没有一个女子是死于如土默热所言洪升死前的十三年,也即推测洪升著《石头记》之前。既如此,如何能说这是作者在感叹西溪的这几位所谓“惨遭不幸”的才女呢?她们的不幸又在哪里?可以说,她们大多实则是幸福至极!既如此,洪升又何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呢!
由此可以进一步认定,以林以宁为首的蕉园诗社的才女结社与洪升根本没有关联,将他们比拟“金陵十二钗”是不可靠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说无证据。
(三)土默热说,《红楼梦》书中的大观园原型就是西溪,准确地说,应是高士奇位于西溪接驾康熙帝的“高庄”为主的建筑群。这是一组典型的明代江南园林建筑,包括洪园、西溪山庄、花坞、秋雪庵、柴门、山堂、水阁等,位置在今天杭州的西溪湿地保护区。也即洪升及其“蕉园姐妹”共同的故园,青少年时期感情生活的天堂。《红楼梦》的真实背景在杭州,书中交代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是隐写杭州,“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也是杭州的特指。
那么,“高庄”是怎样的一个所在呢?清雍正朝李卫、傅玉露所著《西湖志》,详细记载了高士奇西溪山庄的地理位置、园林景色和建筑格局:
(西溪山庄)在东岳庙之西。由思过桥入径,古梅翠竹夹岸排立,外环河水澄澈可鉴。稍北有亭,曰花宇。度石桥,有六角亭,曰放鹇。过西则松梅藤竹益复奇古,有屋,曰竺西草堂。堂之南有亭,曰古香。又进,曰一枝巢。旁小石兀立,合形构宇,曰曳霞轩。又东,曰抱孙居。又北,曰临流草堂。门环曲水,贞木间之。旁有屋,曰独醒斋。又西南,曰捻花书屋。过一枝巢,曰自在窝。面清池,三四亩,两岸梅益蒙密,有屋,曰保丹斋。又东,木香十数架,与梅竹互植。进此曰筏喻,有小楼,曰云心。阁楼西下,梧竹环列,曰来凤轩。其上曰皆春阁,小屋曰啸月。啸月之西曰桐荫山房。山房西小墙内栽怪松数百本,有门曰北峙。度小石桥有亭,曰嘉植。亭极宏敞,远可四望,复饶桃杏之胜。沿地叠石,被以牡丹,有亭,曰鼻功德,外颜曰自得泉。又北,梅石池岛,更益前观。有木桥,曰西园。有门,曰柳暗花明又一村。墙内屋曰听松,曰和鸣书屋,计地广七十亩,池半之梅约五六百本。
按:西溪位于杭州市区西部,距离西湖还有十里。按照当时人的记载,不可否认,也算得上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所在。但是,这样的园林在当时的江南、江北地区的富贵人家有不少,如当时苏、扬二州的园林自古闻名中外,还有当时康熙朝的国舅爷佟国器位于南京长干里建造的“僻园”,以及做过湖北布政使徐惺晚年位于武昌黄鹄山(蛇山)黄鹤楼下的建造的“东山小隐”,这些园林在康熙年间都很出名,甚至大有超越西溪山庄之势,尤其是无法同明末时期蕲州的荆王府苑囿相颉颃。
根据清康熙间张思齐纂修的《余杭县志》,杭州的西溪在康熙十二年以前根本就不出名,因为张思齐的《余杭县志》“溪”条甚至没有关于“西溪”的记载,如苕溪、停辞溪、横溪(旧名双溪)、仇溪等都有记载,惟独无西溪。西溪其名日彰,当在康熙南巡至西溪之后,及至乾隆年间才负盛名,并非像土默热先生吹嘘的那样令人心驰神往。客观地说,西溪确有过不少建筑景观堪称佳境。或许是高士奇为了接待康熙帝驾临增建的部分建筑。但是,它绝对不是大观园的原型。其理由在于:
第一,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作者开篇就讲到一个囊括全书的极为重要的地理方位,那就是隐居在姑苏阊门外的甄士隐赠路费给贾雨村京赶考时,说到“买舟西上”一事。当然,这是作者的假托。尽管这是假托,但是,不排斥有作者携其父在此寓居过的影子,并非作者胡编的。我们不说从来没有见到洪升关于苏州阊门、虎丘寓居的经历,单说苏州人不会说“买舟西上”,杭州人同样不会说“买舟西上”。古时候,苏、杭人进京赶考应该是叫“买舟北上”才对。因为,京杭大运河的路线从杭州到京城的路线,要从上海折转昆山,也就是说,先东上,再折转北上。既然如此,洪升何来“买舟西上”之说?即便是林黛玉初次乘船从扬州来到贾府,若按土默热先生所言杭州的西溪是贾府及其大观园所在地的话,则林黛玉从扬州到杭州,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走来,也只能说是“买舟南下”,绝不是“买舟西上”。就是说,无论是从那个角度说,杭州的西溪不是作者所描写的地理方位。
第二,西溪若是元妃(康熙帝)省亲(銮驾高庄)之地,则康熙帝无论是从南京,还是从苏州、扬州再到杭州,书中贾府居住在城内,而西溪则在杭州城外十里之地,这与书中描写的第二个地理环境不符。又据高士奇《随辇续集》载:“连日阴雨,车驾临幸武林,天忽晴霁,扈从登吴山,御舟过断桥,由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泛小舟赐幸西溪山庄,赐五言诗并御书‘竹窗’二字恭纪。”就是说康熙帝的车驾是从杭州的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然后泛舟来到西溪的。而昭庆寺位于西湖的北面,西溪的东面,那么,若贾妃省亲是隐喻康熙帝驻跸西溪的话,康熙帝从昭庆寺乘舟前往西溪,则是向西走。以此推论,高家人迎驾应该是在西溪的东面,而不是《红楼梦》书中多次说到的“西街门下”。换一句话说,若接驾的地点是西溪,则作者应该将贾府的贾珍、贾母一干人等接驾,写成“东街门下”才是。此第二不符也。
因此,若将大观园说成是以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八年南巡驻跸过的西溪为原型,显然证据不足,从种种迹象,也不合乎情理。况且,书中的接驾,并非写康熙帝南巡事。若以土默热所论,则还远远不如新红学的曹家接驾康熙帝事情的“吻合”。
第三,按照土默热说的“高庄”(高士奇府邸),也即西溪山庄的前身,为杭州柴家位于西溪的住宅花园——“蕉园”,明季柴云倩隐居于此。柴庄碧涧绕门、白云入室,周围种梅竹数亩,有竹楼花榭、月影泉声之美。后柴家因家道中落,遂就将柴庄变卖给官场暴发户高士奇。高士奇购到手之后,加以扩建修茸,将柴庄改名为“西溪山庄”,并用于接驾。康熙皇帝驾幸后赐“竹窗”二字,高士奇制匾高悬,并令宫廷画家禹之鼎绘成《西溪山庄图》,今存。土墨热将西溪山庄的变迁由来,虽然不完全真实,但是大致还是符合史实。柴庄确实是碧涧绕庄,竹楼花榭,四周环水,景色幽雅之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首次幸杭州游西湖、灵隐之后,应随侍高士奇之请,东驾至西溪,尝临其地,在西溪山庄休憩。土默热据此论定,大观园潇湘馆的原型,应该是西溪山庄中的“来凤轩”,怡红院原型应该是洪园,即“红院”或“洪园”、“红楼”,衡芜苑原型应该是花坞,潇湘馆原型“应该是竹窗”,稻香村原型应该是柴门,芦雪庵原型应该是西溪名景秋雪庵。《红楼梦》作者“借省亲写南巡”,写的是高士奇在杭州西溪“竹窗”接驾康熙帝的经历。
我们现在来看土默热先生所言是否能讲得通。若是以康熙游过一次西溪,就认为贾妃省亲是以此为原型。康熙六下江南,所到之地甚多,可以附会出多个大观园来,当时扬州和苏州的园林至少在西溪之上。同理,也可附会出多个《红楼梦》作者来。土默热所说的“西溪山庄”,原来是柴家的“蕉园”,后归高士奇所得。不妨看看高士奇其人:
高士奇,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原本不是杭州人,而是余姚樟树乡高家村(今属浙江慈溪匡堰镇高家村)人,只因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以钱塘籍补杭州府学生员,入籍钱塘(杭州),先以国学生就试京闱不利,靠卖文自给,新岁则替人作春联,自为句书之。偶为圣祖康熙所见,且旬中三试皆为第一,命供奉内廷,颇得康熙的宠信。十四年授官詹事府录事,以植党营私,被弹劾。康熙十九年(1680年),被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又三年任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又任侍读学士,任《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随銮至杭州。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再次指责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私营土木,结果被解职归杭。其在平湖置买良田千顷,晚年于平湖以终。
不可否认,当年康熙皇帝来过高士奇的“西溪山庄”,我们从《西湖志》记载可知,除大观园潇湘馆的原型,与西溪山庄中的“来凤轩”勉强可以附会外,也只是巧合而已,其余景观则更有附会之嫌。怡红院原型如何是洪园?若以“红”来隐“洪”,未必能讲得通。若按土墨热的话,书中所言“红楼”则是隐“洪楼”了。说衡芜苑原型是花坞,也是不对的,蘅芜为草,指的是楚地的杜衡,也称杜若或蘼芜,花坞应该是指“约五六百本”的梅花坞。尤其是令人晕头转向的是,土默热先生一会儿说潇湘馆的原型是“来凤轩”,一会儿又将潇湘馆原型说成“应该是竹窗”,究竟孰是?前后矛盾互见。当时的杭州未必有湘妃竹。况且,自古文人吟诗引用“潇湘妃子”的典故,多与家破国亡或感叹乱离有关,高士奇身为满清高官,其题额绝无取此含义,一生追求满清功名的洪升更不会以此含义来命名潇湘苑。同理,稻香村原型也不会是柴门。稻香村的意思是居所周围能闻到稻香,而“柴门”等于说是“柴扉”作门,这与“豪门柴家”,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稻香村如何是“柴门”?两者几乎丝毫无涉;至于书中“芦雪庵”一景的原型也不会是西溪的秋雪庵。因为,无论是形成于南宋时期的“西湖十景”,还是当今的杭州“新十景”里,均无“秋雪庵”。在康熙时的西溪,乃至杭州,根本就没有“秋雪庵”这种景观称谓,自然《红楼梦》中的“芦雪庵”不会是以西溪“秋雪庵”为原型的。如何能说书中的大观园的景观原型来源于西溪呢?很明显,这些说法都过于牵强。
第四,至于洪钟别业,即洪氏园,简称“洪园”,在今杭州蒋村,距离西溪较远,如何能拉到西溪建筑群一起呢?即便是属于西溪的这个建筑群中,洪园在洪升生活的年代早已荡然无存,最多他也只是听到父辈讲过,自己并不是很清楚。据魏原康熙《钱塘县志》载:“明刑部尚书洪钟别业。今余地已属他姓,惟小邱犹存;山石玲珑,花树森荫,尚可登眺。”《康熙钱塘县志》是康熙五十七年(1719)知县魏原所纂修,其时距洪园始建约200年左右,明末时期,洪氏家族即已衰落,洪园改属他姓所有,但遗址犹存,尚可登眺。康熙间,钱塘吴任臣曾游洪园故址,作有《游洪氏园》诗:“秋宪当年赋遂初,槿篱茅屋树扶疏。一溪香雪长携屐,满院萝阴正读书。乍可山如人影淡,无妨月照夜台虚。荒烟此日迷花坞,十分模糊指旧庐。”吴任臣为清初人,极有可能他比洪升年岁要大得多,他游洪园已经是荒芜景象了。可知洪升时代他是没有见到昔日的洪家豪宅了,如何又能将洪园说成是西溪的建筑群呢?洪升更不可将洪园来比附大观园的建筑——“红楼”了。
第五,土默热还有一条重要的“证据”,他引证了蕉园诗社的另一成员柴静仪的诗作,其有一首题为《与亚清集于园林》的诗:
    月榭云楣结构新,一尊相约玩芳辰。红翻鷄鶒山塘小,碧点蜻蜓涧水春。酒兴渐随花事
减,诗怀偏与药囊亲。风流文采兼闲雅,闺阁如君得几人?
土默热说,诗中“月榭云楣结构新”一句,活画出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景致;“诗怀偏与药囊亲”一句,也活画出了《红楼梦》中林黛玉多愁多病的女诗人形象。(土墨热:《从蕉园姐妹酬唱诗词看林黛玉创作原型》)不知是我的学拙,我怎么也看不出这首诗所描写的就是大观园的景致呢?若要是这样去附会、去比附,大观园在全国真的可以是满地开花了。如果说,“诗怀偏与药囊亲”一句,勉强有点林黛玉多愁多病的样子。但是,古人吟诗多有类似“药囊”之句。如顾景星《哭合肥公十首》之六有诗句“药囊捐能不?莼鲈兴渺然。”(《白茅堂集》卷十六)显然,土默热说的也太离谱了。
第六,若将《红楼梦》中说到的“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作为洪升对于杭州的特指,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虽然,“三生石”的典故是与杭州有关,但是,历代诗人吟诗写文章,多有引用,尤其是佛家高僧谈到“因果报应”或“前世姻缘”之类的故事,多以此为譬。例如,明末清初的顾景星在《问道恒病》诗序中,说过明末庐山东林寺高僧道恒大师,在圆寂之前病重之时,便对他的父亲顾天锡说:“欲得湖山片地,三生石上犹得相见。”(《白茅堂集》卷之五)后来,道恒圆寂后,顾景星与其父成全道恒大师的生前遗愿,将其安葬在蕲州的沿市湖(莲市湖)湖边上。又如顾景星《赠等观》有诗句云:“三生石上寻残梦,五粒松间长道心。”(《白茅堂集》卷之十七)如果没有同西湖僧有任何交往记录的洪升能写出,而同西湖僧心函等诸多杭州高僧交谊深厚,并且还撰写过《杭州建金刚禅院序》,为西湖僧心函诗集写过序言,以及与西泠闺淑、著名才女卞梦珏有过“杵臼相许”的顾景星,岂不是更能写出“三生石”来么?试问,洪升有这样的诗句么?想必是没有。要有,土默热先生想必早就端出来示人了。所谓“三生石”为杭州的特指之说是靠不住的。如此附会,显然证据不足服人。
或许土默先生热有所不知,明末至清顺治间居住在西湖边有一位著名才女,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卞梦珏。卞梦珏,字玄文,一字元文,号篆生,生卒年不详,江宁(今南京)人。明末清初著名女诗人。卞梦珏为卞琳(楚玉)长女,母吴岩子授之文史,博通翰墨,诗书画无不精妙,其诗不染香奁陋习,大有林下之风。明末时家居西湖边,她与清初一代霸才顾景星曾经有过一段极为浪漫的情史,顾景星顺治间客西湖时,她与景星一见如故,二人曾经有过“偕隐杵臼”之许。由于人事错迕,遂以不果,后归广陵才子孝廉刘师俊(峻度)妻。著有《绣阁遗稿》、《卞玄文诗》和《家庭合唱集》行于世。她有宏才绝学,岂不是更有林妹妹的影子?卞梦珏与顾景星的爱情故事,更能诠释“三生石上旧精魂”的意蕴。例如,她的《桃花痴》有诗句云:“问梅那患情如我,只恐桃花笑也痴”,多像痴儿林妹妹所吟的诗句!袁枚老先生曾经在《随园诗话》卷十五中载:“康熙时,吾乡女子卞梦珏有句云:‘夕阳交代笙歌月,曙色轻移灯火楼。’又曰:‘花谢六桥春色暗,雨来三竺远山无。’”她的诗作完全可以同《红楼梦》里的林、薛诗作媲美。若论才气,卞梦珏堪当西溪众才女的老师。
这就是说,土默热先生所言,《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西方灵河岸边的三生石”为洪升对于杭州的“特指”,并不可靠。相反,可靠的则是顾景星与初恋情人卞梦珏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爱情故事。况且,卞梦珏由于与顾景星擦肩而过,最终郁郁寡欢而早卒,也吻合林黛玉早卒的最终遭际,顾景星多少年后对于这段情史,依然念念不忘。
土默热还说,杭州便是洪升在《红楼梦》里所说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不可否认,杭州是我国历史上东南地区一个繁华大都会之一。但是,就晚明或清初来说,难能同南京相比。与其说杭州为“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莫如说金陵更为恰当,毕竟南京是大明朝的开国首都,即便后来作为陪都,其繁华远远胜于杭州,尤其是那条闻名于世的秦淮河,自六朝以来便是著名的烟花脂粉之地,名妓优伶日夜笙歌,文人骚客流连忘返,乃真正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很明显,杭州难能与南京相提并论。所以,书中所言的地理环境并非说的是杭州,更不是西溪。土默热按图索骥,将西溪说成是大观园的原型,说成是高士奇接待康熙皇帝南巡的园林,实乃附会之言。若要是如此附会,天津的水西庄比起西溪来简直是更像多了,几乎景观名称都是一样的。当然,这是在《红楼梦》一书的影响下而建造的“大观园”, 也就是水西庄的主人模仿《红楼梦》题写的景观名称。一如今天北京、上海等地所建造的大观园。
第七,《红楼梦》第十六回,在叙述建造大观园时,说到“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划起造”。土默热先生说“山子野”为洪升撰写《石头记》的托名,典出宋代著名儒士兼隐士丘子野。
按:老明公,明显是指明末遗老;而山子野则是隐士的代名词。洪升算得上是“老明公”么?又算得上是隐士么?我看他都算不上。若都算得上,则当时所有落第的举子或监生都是隐士了,如此岂不是亵渎了“隐士”二字么?若算不上,洪升何以能自比老明公丘子野?况且,没有任何史料见到洪升有过建造园林或撰写园林碑记之类文章的经历。既如此,洪升又何以能撰出千古名园——大观园呢?可见,土默热此说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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