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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州顾家递代文风之变现象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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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7:56: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蕲州顾家递代文风之变现象剖析
作者:王巧林
古人云:“学浅者蹈故守常,才高者破律坏度”,乃至理名言。尤其是明中叶以后,文格日卑,在这种文风的影响下,忽然一大变,这样便出现了《西游记》和《金瓶梅》两部奇书。顾家连续四、五代,高才迭出,文风大变。先看嘉靖至万历朝的顾问、顾阙这一代,他们崇尚理学,为著名理学大家、教育家、天文学家,同时,他们又对道家方术有极为深的造诣,不会看被正统文人视作下九流的书籍,他们的高才也就属于正统的学者型,而至顾阙之子顾大训这一代,则完全被打破了。他不但有济世之才,而且,崇尚稗官小说、戏曲传奇,光其岳父冯尚书就赠给他八十一橱书,加上他自家藏书,以及手抄录千余卷,累计藏书上百橱之多,属于像李时珍一样的博学派中的“杂家”。到了顾大训的儿子顾天锡这一代,又是比较正统的学者,他和张天如、陈子龙、艾千子、张明弼等人,力倡古学。虽然,他也是属于博雅之士,而下九流的东西至少也是不会多看,也是属于典型的学者。而到了他的儿子顾景星这一代,则更是大有其祖父遗风,学而博杂,博古通今,上至三坟五典,下至稗官野史,即什么书都看,可谓博极群书,属于典型的一代“杂家”,而且,到他手里开始文风开始大变,给晚明的颓靡的文风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以致他能撰出一部破律坏度、不落前人窠臼的旷世奇书《红楼梦》。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顾天锡顾景星父子传记”的结尾处论道:
有明湖北人文风尚数变,至公安、竟陵而益靡矣。势极则反,蕲州顾氏父子,以鸿才绝学振起衰颓,固由兴朝气运之隆,亦山川灵秀有所郁而后乃畅达也欤!(《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165页)
可见,章学诚对其父子高才评价之高,尤其是对于他们父子在明代后期文风之变的嘉奖。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谁都知道明代后期文学以湖广地区出现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为主导文坛。
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因三袁都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他们大张“反复古”的旗帜,在创作上提出的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可取性在于他们要求文学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所下的种种清规戒律。他们这种文学主张,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反复古”、“反道学”的积极作用。他们还主张运用平易近人的文学语言来写作,采用大量的俗语,不用多少典故,也即“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他们对于当时文体的解放功劳极大。因此,公安派的诗风曾经一度风行一时。他们的诗风影响了清代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作和诗论。但是,由于三袁既有对于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的深恶痛绝的一面,又由于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文人的软弱性的一面,使他们不敢参加斗争,只好超脱于是非之外,退守田园,纵情山水,诗风益靡,这是他们诗风的缺陷。
竟陵派是继公安派而后的文学流派。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公安派颇多共同之处。反对复古派,提倡抒写“性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性灵”比公安派来得更加狭隘,认为表现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作品,才是“真有性灵之言”。因此,他们的作品见不到自由旷达、风流豪迈,取而代之的是孤僻的情怀,而且,多是对现实的冷漠。以致他们的作品内容苍白空虚,成为一种怪癖的风格。甚至不惜用怪字,押险韵,将不同的句子构造形式生硬地凑在一起,极大地破坏了语言的自然之美。
这样一来,顾景星与其父亲不以为然,取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长处。例如《耳提录·论诗文》载:
钟、谭诗原有好处,如“听子酣歌彻知君,诵读成又如雷声”。入水圆之句,皆不愧大雅。予(按:指景星)丁酉岁在白下,见林叟茂之于芝麓公座上,年八十余矣。予喜而前,捉其手曰:是林先生耶?予以汝为死矣。盖林与二公齐名,予儿时稳其姓字也。
可见,顾景星是一个极为尊重客观现实的一代文学大家。他的最大特点在于善于吸取他人长处,而又善于避人之短。他的父亲也是如此。这也是章学诚为何说“势极则反,蕲州顾氏父子,以鸿才绝学振起衰颓,固由兴朝气运之隆,亦山川灵秀有所郁而后乃畅达也欤”之故。观《红楼梦》一书,豪放高雅与诙谐俚俗并存,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同辉。如书中诗词曲赋,又如村妇刘姥姥说笑话和王熙凤的口头语,令人喷饭。而顾景星诗文集里,便充分体现了这样的高雅和俚俗之语。例如顺治四丁亥(1647)年,他在苏州所作的《答姬人问顾郎何如人》(《白茅堂集》卷之六)诗云:
不惜千金骏,能弯八石弧。
风流卫叔宝,妒极李君虞。
风流豪迈的一代狂狷大侠跃然于纸上。读其诗,令人身心愉悦,给人清新之感。在其《白茅堂集》里,此诙谐类的诗作较为多见。又如《一鼓虫尸忙万蚁》(《白茅堂集》卷二十)诗云:
横草曾经战几回,策功群小乱成堆。
汉王若论千金赏,夺得乌江一体来。
能将蚂蚁写得如此生动和具有神韵,可见其手笔真个不凡!又如“生儿过周岁,老子始还家”,又如《哭谈长益》有诗句“后死哭前死,呜呼毋乃愚。”(《白茅堂集》卷十六)由此可知顾景星的诗作高雅与俚俗并存,新颖别致,含蓄幽默。这也是戚蓼生为何在《石头记》书序中评价说“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之故。也难怪顾景星在《东方朔赞》中写道:
东方朔岂滑稽吏隐者哉?不得於主而逃焉者也。始朔来上书自称勇捷廉信,可为天子大臣,群臣谓朔不逊,独帝伟朔,然而卒不用。是时,司马迁以文史卜祝事上,率上所戏弄,而相如枚皋在其列,朔犹不得比迁、相如、皋。故朔曰臣可用,幸異其礼不可用罢之。悲哉!客难之,所繇作也,帝卒与视郭舍人等,如是不滑稽得乎?至于谏内董偃可谓直矣,噫嘻!使朔不死,帝遂用之,安知不如霍光金日嘽?后世论者曰吏隐,曰滑稽,何诬朔为不得於主而逃焉?而以一节目之奚相如。(《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三)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撰写《红楼梦》一书,设置的诸多谜语,以及刘姥姥的诙谐幽默的笑话,也是因“不得於主而逃焉者也”而作。然而,他竟然为此替东方朔辩解,为什么诬他“不得於主而逃焉”?顾景星实乃滑稽之雄也。由此可以看出,顾家人的文风有递代一变,也即一“正”一“歪”。
我国明清时期的古典文学名著,不单《红楼梦》没有作者署名,而且比之早些年代的《西游记》没有署名作者,即便是《金瓶梅》一书,仅仅是署名“兰陵笑笑生”,这种隐语式的署名,实际上也是等于没有署名。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三部作品的内容都有与当时封建朝廷和统治阶级相违背的东西,都是属于微言大义奇书之列。所以,都没有必要署名。而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不仅《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为蕲州人顾景星所撰,而且,《西游记》和《金瓶梅》这两部著作,也同样出自蕲州的文人之手,甚至还应该同是出自顾景星的祖父顾大训一人之手。这恐怕是令很多从事明清小说研究的学者感到不可思议的事。这是因为,这两部奇书与《红楼梦》一样,隐含了不少独特的楚蕲文化元素和诸多顾氏家事。待有时间,我会撰写一部关于这两部著作作者研究的书,限于篇幅,恕不赘述。譬如说,《湖北文征》第五卷里便录有顾景星的父亲顾天锡撰写的一篇《讔骚》二章。不妨兹录其二文中的句子,句曰:
邮传兮迟迟,仄望兮(日施)(日施),年遽逝兮世不治。全恭浴德兮,忠孝维偍。蔷蔷(去草头)身名后兮,道有固然。策策为愗兮,謇謇为贤。……
何谓讔?讔,就是隐语,打谜语。《集语》:“讔,廋语也。”《吕氏春秋·重言》:“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讔。”注:“讔,谬言。”按,讔者,隐也。《文心雕龙·谐讔第十五》:“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讔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文心雕龙》还说:“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忭笑哉!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
刘勰告诉我们,古代楚庄王、齐威王都是善于打隐语的国君,而东方朔更是以滑稽著称于时。而《红楼梦》一书,几乎全篇充斥着谜语,尤其是人名!它与《西游记》和《金瓶梅》一样,都是属于隐语、猜谜子之列的奇书。因此,近百年来,诸多学者费尽了脑汁,来猜《红楼梦》中的谜子。非但索隐派猜谜子,主流考证派的红学家也同样是在猜谜子。我们从顾景星的诗文中多有此类隐语,可见一斑。
这就是说,蕲州顾氏家族的历代才子著书,运用讔语来阐释微言大义的创作方式是有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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