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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红楼梦》的作者是顾景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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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7:53: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何说《红楼梦》的作者是顾景星(1)
王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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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舟西上”·长江流域鄂赣皖段地形图(图片来源:百度)

  
我国红学界对于《红楼梦》作者的研究,迄今为止,接近百年,然依旧茫无头绪。何也?原因在于他们研究的方法存在错误,无异于南辕北辙,故等于说他们一直在做着大海捞针的无用力气。然而,红学家们都是被清乾隆以来的一些伪信息所迷惑,以致新红学将该书作者错误地定论为一个不着边际、毫无文学渊源根基、乃至子虚乌有的满族旗人曹雪芹。如果我们根据书中文本所透露的信息设定若干撰写《红楼梦》一书的条件,根据前面所列“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底牌在哪”的九大条件,最终发现所谓的满族旗人曹雪芹没有哪一条符合。可是,如果将作者或曹雪芹放在清初的明遗民、一代霸才文人顾景星的头上,则当今红学界争论已久悬而未决的许多问题,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
顾景星为明末清初之际著名通才学者兼一代文学巨擘。其自幼宿慧,记忆超群,读书一过成诵,“六岁能赋诗。八九岁遍读经史,目数行下,时称‘圣童’,有诗文一囊。”仅凭他“八九岁遍读经史”,堪称“天下第一奇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非但如此,他还是一代东方大隐,当时,无论是在大江南北著名的文人圈子中,抑或是上至天子,下至全国的普通文士,几乎无人不知顾黄公。可知,他的名气何其之大!
顾景星在家中除嫡母生姐姐顾椐外,以他们家男孩而论,其为家里的独生子,少时曾经过着一段锦衣玉食的生活。如顾昌在《耳提录》中记载昔日他的父亲在黄州与诸老友聚饮时,在集诗书画于一体的《题赤壁斫鲙图》故事中叙说:“大约锦袍秀目,拥几而视者,先君子也。”这是顾家走向败落顾景星南渡前的风流雅事,他在赤壁同友人雅集时依然身着锦袍,可知其少时,即顾家在张献忠屠蕲州城前有过一段呼奴唤婢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如《红楼梦》书中少年贾宝玉所过的“钟鸣鼎食”生活。为何说《红楼梦》的作者是顾景星呢?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我国主流红学家历经百年的研究,那数以万计的红学论著要成为一堆堆废纸么?如此似乎也太残忍了。岂有此理!但是,为了揭开一大历史真相,又不得不依据事实。那么,若说顾景星是《红楼梦》作者,依据何在?这是因为:
第一,书中开端所讲的诸多故事,大多是从顾氏家事,乃至明亡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演绎而来。如通灵玉的前身石头脱胎故事,当源于他的前身是石头黄石公;石头补天未遂而深感惭悔的故事,当源于他给南明弘光帝上过《敬呈四事疏》而未受到南明的重视,导致最终南明的灭亡;神瑛侍者和绛珠草的故事,当源于他始终以其先祖顾阿瑛第二自居,以及作者从赋予有故国之思意蕴的相思豆而来;苏州阊门外甄士隐和妙玉寓居玄墓山的故事,当源于当年他与其父在明亡前后有过寓居苏州阊门外、虎丘的经历,特别是与苏州作为他们武陵顾氏的发祥地和顾氏祖山光福山大有关联;“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的故事,当源于他的家乡蕲州城于崇祯十六年癸未正月二十二日屠城故事;甄士隐家遭火灾故事,当隐崇祯甲申京城沦陷事,以及从他们顾家三遭火灾而来;甄英莲被丢失的故事,当与顾家小妹(后来归曹玺,即曹寅生母)在清军屠昆山之际被丢失有关等,“买舟西上”,则是关合作者家乡蕲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作者之所以在开篇写上这些故事,是因为都是他们顾家所经历的故事,特别是顾景星本人的故事。这就说明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与作者的身世,以及所经历的故事必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这些故事后文里将有详细解读,现不妨先讲讲苏州阊门外甄士隐的故事。
研究红学的学者,或许都研究过甄士隐,但是,有多少学者会提出,作者为何将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放在我国江南名城苏州的阊门外呢?按,阊门即天门,古人是从天象角度取名的,原本它对应的是当时古吴国都城城门,而《红楼梦》作者却借来对应明亡后的葫芦庙(胡虏庙),也即满清朝廷。为什么?除开为了以应书中篇首“地陷东南”和“补天”未遂的石头出世与整部书所讲的兴亡故事有关外,应该还与作者和他的父亲曾经寓居过此地有关。所谓阊门,即金阊门,为苏州古城的西门,因古时为苏州的商业中心,素以繁华著称于世,故名。按照书中的描述,那石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
按,“阊门外”,是一种泛指,其中应该包括金阊门外至虎丘一带地方。或许有学者不知道,苏州是我国东南地区郡望为武陵一支顾姓的发祥地。从东汉名士蔡邕的门生吴丞相顾雍到东晋的顾辟疆,到六朝梁、陈时的顾野王,到宋元时的顾六三,再到元末平江路昆山州的顾德辉(瑛),这一支顾姓都是发脉于苏州。即便是清初,阊门外依然还居住着顾景星的宗亲顾苓。
顾氏一门世代为官,有着良好的爱国传统。顾景星在《顾氏历代列传自序》中说:“于今历观往史,顾氏忠孝,文章彪炳,先后绝无奸逆败类,尤足异也!”(《白茅堂集》卷四十五第261、262页)尤其是在历次改朝换代之时,顾姓读书人多选择隐居不仕,特别是不仕夷狄。这说明顾氏一门当隐士也是有传统的。这是作为顾阿瑛的直系第十二世孙的顾景星引以为傲的地方,故其在《红楼梦》正文开篇的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取名甄士隐,且放在他们武陵顾氏的发脉之地的姑苏阊门外。长期以来,苏州几成历代蕲阳顾氏一支寻根问祖和结交文士聚集之地。举例来说,早在明崇祯癸未张献忠屠戮蕲州城前夕的一年,即崇祯壬午贼寇猖獗之时,顾家便有谋避难姑苏的打算,后由于某种原因未果。就是说,他们家崇祯癸未避难祖籍昆山前,就有意避难苏州,而不是选择祖籍昆山。也难怪他们父子俩对苏州如此情有独钟,一住便是数月。特别是顾景星在阊门外和虎丘寓居时还写过不少有关苏州的诗作,今存有《金阊门外》、《春日阊门》等不少于数十首与苏州相关的诗作。比如说,他的苏州同宗友人顾苓,其家便是在阊门外的半塘,其寓居苏州期间,就曾经在顾苓家住过,他们之间多有诗作相赠。如《烈皇帝御书‘松风’二大字,顾苓得知某司香遂揭于斋中》一诗,顾景星在诗题后特地加注:“苓,字云臣,庐阊门外半塘,绕屋引水自隔。”而顾苓日后也曾千里迢迢专程到蕲州拜访过顾景星。除顾苓外,还有一位家住虎丘的重要友人沈古乘。顾景星在《寄沈古乘(载)》(工书画,家居虎丘,景星寓辄数月)诗中吟道:“醉吟李白天姥句,汗漫似结庐敖欢。以兹感悟慕幽独,茅斋拟寄康王谷。”(《白茅堂集》卷之八)除顾苓、沈古乘外,此间的顾景星与苏州本土僧人、文化人或流寓于此的朋友,多有交往。如虎丘僧、尤侗、林云凤等,流寓到苏州的名士有周钟、姜垓等。以致全苏州的文化人无人不知顾黄公。因而,作者在篇首便说到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这说明甄士隐不是苏州人,而应该是当时流寓于苏州的侨民。就是说,这与顾天锡顾景星父子曾经一度寓居阊门外和虎丘的故事完全吻合。故阊门外便成为作者笔下的一个“仁清巷”(人情巷)。
我们从甄士隐一名,可以解读出《红楼梦》作者应该是一位真隐士。因为书中的隐士情怀是极为明显的。从第一回甄士隐到第二回贾雨村同冷子兴所谈到的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等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隐士人名的设置上,再到末回“甄隐士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程甲本)可知矣。何谓隐士?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人,也称处士,隐士和处士在古时都是逸士高人的代名词。《荀子》曰:“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因而,古时称有德才而不愿做官隐居的人为处士,或称隐德之士。男子隐居不出仕,讨厌官场的污浊,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得出的选择。这种类型的人,多是善于自处,不求闻达,也即“清高”的代名词。甚至每使历代的帝王或朝廷,隐隐约约都在注意他们的言行举动而心存顾忌,那些帝王将相,生怕被他们看不起,便会觉得自己很不安心。如清初湖北蕲州的著名文人顾天锡、顾景星父子,黄冈的杜浚、杜岕兄弟和王子云,以及山西的傅青主等,便是属于这种类型的隐士,特别是顾景星!其诗文风格以含蓄蕴藉、不拘格套见长。就政治层面而言,其诗文最大特点不乏有尖锐地批评朝廷过失之语,乃至大骂朝廷之言。举例来说,如其写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弟慊海棠花下作》有诗句:“春风此地摇香雪,中原豺狼正横绝”。(《白茅堂集》卷之十)按,“中原豺狼”,惟一的解释只能是正处于加紧统治全国屠戮汉人城池的满清军。试想:在清廷统治中原这一特殊时刻,何人有如此胆量敢于辱骂满清?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著作居然能逃脱清廷残酷的文网,可知他在遗民隐士文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力!或许,满清的皇帝明白,一旦杀了顾黄公,失去广大汉人士子的民意成为必然。惟恐几十年来对于汉遗民文人的统战工作毁于一旦,自然不可鲁莽行事。观清康熙时期,因文字狱得祸者何其多哉!可顾景星就是那么牛!敢于冲破严酷的文网写出《红楼梦》这部民族主义著作,可以想见他的胆量是何其之大!
书中表现作者隐士情怀的人物形象甄士隐,非但有作者父亲的影子,同时应该也有作者的某些影子。书中吻合顾氏家事的情节不少,如顾氏父子与甄士隐同属于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依然推他们为望族;同属于“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的一代逸士高人,也即甄士隐一流的隐士人物。而且,顾景星的父亲死于从江南归蕲州后的康熙二年癸卯冬。正如甄士隐《好了歌解》中所言“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吻合比其父早死若干年的老友,如艾千子、张公亮诸人。尤其是他的父亲顾天锡,在生命的最后五六年,锐意修道,昼夜静坐,临死之前,盥洗整冠,正襟危坐在一瓦缸内,给儿子留下一句“父子难得,吾去矣”便溘然仙逝了。顾景星在其父亲的状略里说“四叩齿而寂,顶蒸蒸然,热约二十刻”。如此死法,吻合甄士隐得道成仙的故事。这说明他的父亲“精演先天神数”,知道自己的死期,俨然道人飞升、高僧圆寂。正如在第十七回中写到有作者夫妻某些影子的妙玉“师父精演先天神数,于去冬圆寂了。”必是“去冬”。又如,顾景星以玉山居士自居,经常出入佛门,与高僧谈论佛理机锋,虽然未削发为僧,但是,俨然其先祖顾阿瑛一样的“在家僧”。这也是作者将有他自身影子的主人公贾宝玉写成最终选择出家的原因。作者在编制故事时,其用意和套路于此可见矣!
除阊门外的甄家外,还有江南甄家的故事当也是出自于顾氏家事。按南京的甄家和苏州的甄家都在江南,貌似两个甄家,实则一个甄家,除了政治意蕴,即或有用甄家(真家)来隐明朝外,还有生活中的“甄家”,都有蕲州顾家的某些影子。何以见得江南甄家也有顾家的影子呢?如贾雨村道:
更妙在甄家的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的,何得贾府亦乐此俗套?
我们再来看看蕲州顾家女子的名字。如顾景星嫡母生姐姐名椐,字长存,其妻子姓萧名瑜生,字幼佩,乍一见瑜生,便能令人联想到三国时的羽扇纶巾的吴都督周瑜。就是说,书中甄家女子无一不是从顾家女子男性化的名字而来,也即从男子之名命字。正如书中所言,不似别家用些“春”“红”“香”“玉”等艳字的。可以说,乾隆间,在大江南北的一些著名文人圈子中,抑或是在部分不忘故国的汉人高官里,谁是《红楼梦》作者心照不宣。也就是说,他们甚至早就知道作者是蕲州的顾黄公先生。
第二,纵观中国文学史,自唐传奇开始,“文体兼备”已经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体裁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以体裁而论,没有哪一部小说有《红楼梦》那么多的庞杂样式,它几乎将中国古代文学样式囊括殆尽。诸如诗、词、曲、辞赋、歌、谣、谚、赞、启、铭、诔、偈语、寺签、书启、辞赋、联额、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如此等等,应有尽有。若以诗歌体式而论,《红楼梦》有四言、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歌行、骚体,咏怀、咏物、怀古、即事、即景、谜语、打油,限题、限韵、限诗体、同题分韵、分题合韵、应制体、联句体、赋得等,无一不有。若就仿作而论,作者甚至还有师《庄子》、阮籍《大人先生传》拟古体的,有拟初唐《春江花月夜》、仿中唐《长恨歌》、《击瓯歌》等歌行体的,有师楚人《离骚》、《招魂》、《大言》、《九辩》、《枯树》、《问难》、《秋水》等骚体。可以看得出,作者还有善于自创词牌、曲牌的爱好。
观清初文学大家的诗文集,鲜有文人的集子有《红楼梦》中如此齐全的文学体裁样式,惟有顾景星的《白茅堂集》。这不能不说顾景星是一位模仿历代名家的高手。这恐怕同样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体现了作者惯常多元的诗文风格。毫无讳言,能写出《红楼梦》者,必是一位诗文风格多元的“杂家”型的文学大家,尤其是他应该有模仿楚辞和汉唐以来历代大家名作的爱好。可是,在我国古代文学大家的眼中“杂家”是最不可取的。一般来说,好“杂”者往往容易流入“杂而不精”之弊病,难以自成体系,难以体现出个人风格来。可是,顾景星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他的各种体裁样式的诗文模仿,无一不达到至高境界,这在古代的文人中,尤其是在“杂家”中,谁也无法同他相颉颃。因为,顾景星最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爱好模仿历代名家名作的习惯,《红楼梦》中的各类仿作,其平生毫无例外的多有模仿,这不能说不是一大独特现象。不可否认,古代文人或也有《红楼梦》中的某一体裁的模仿,模仿最多的是歌行体。但是,像顾景星一样对于历代名家名作如此之多的模仿,恐怕是很难找的了。如《论诗文》载:
(府君曰)愚山病予诗文甚杂,予亦谓予不能如使君笃信一家。赠之诗云:“生平使笔如使鹰,九霄万里无留行。愚山论文如论兵,五花八阵藏纵横(经按集中壬寅留愚山)”。高阮怀以为定评。又曰:“诗文信无所不有,然未有一篇之中杂而不纯者也。”(《耳提录》第18页)
施愚山言其诗文甚杂,顾景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不能像施那样“笃信一家”。又如《论诗文》还说:
(府君)尝曰:“‘三都’、‘两京’,吾不难为之。正以古人牙慧,不必袭耳。吾之不拟七启、七发、客难,演连珠亦是如此。”又曰:“左太冲一赋,仍以迟至十年,盖古人书籍难得,不似今时易购,非是其才思之钝。”(傅盛斯曰:“知人论世,真能尚友,即此可想见先生宅心之厚”)。(《耳提录》第20页)
根据顾景星自己的口述,他的一生中除开“三都”(左思《吴都赋》、《魏都赋》和《蜀都赋》)、“两京”(张衡的《西京赋》和《东京赋》,以及曹植的“七启”、枚乘的“七发”、东方朔的《答客难》、陆机的《演连珠》等寥寥可数的名作,被他视为拾古人牙慧的东西不必袭拟外,其余历代名家名作,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有拟作,尤其是《红楼梦》中出现的拟作,无一不在顾景星的《白茅堂集》里能找到,而被其视为“拾古人牙慧”的作品,恰恰在《红楼梦》里的仿作中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说体现了顾景星诗文风格多元的独特个性在《红楼梦》一书里的客观反映。例如,顾景星在给杭州的友人宋畸撰《宋耘石诗集序》中说:
予七八岁,背塾师之约,窃为诗赋古文辞。束发酷好李白,学为白,出以质人,人皆唯唯;既谓诗,至杜甫而圣,学为甫,出以质人,又皆唯唯;齿稍长,知开元、天宝诸家,进而贞观、嗣圣,溯其源流,至六朝追十九首,出以质人,又皆唯唯。饫膏粱者思藜藿,襞锦绣者爱大帛。年来开取大历、元和之音,出以质人,莫不唯唯如前。乃予诗数变,而世之肯之者无异辞,岂予虽变而有不变者存邪?抑世之肯之者,知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也。夫诸家虽离才情不同,或体致稍近,本领自殊。试取数十百篇隐其姓名示学者,能辨析者无几……(《白茅堂集》卷三十四第269页)
可见,顾景星非但自少就有擅长诗赋古文辞的爱好,尤其是在束发之后有模仿唐、晋、六朝等历代诸名家的爱好。而且,无论是模仿哪一名家,都是模仿得极具水准,无一不是受到当时文人的首肯,这也是他的诗文风格多元的一大原因。就是说,书中出现诸多仿作是有原因的。
顾景星的诗文集所收集的体裁样式极为丰富,完全可以同《红楼梦》一书媲美。譬如诔文这种文体,在《白茅堂集》里就能找到,足见顾景星擅长此种文体。诔文,是指在古代丧礼中,叙述死者生前行事、以示哀悼而宣读的一种文体,相当于现在的悼词。晋代陆机《文赋》述诔体之特点说:“诔缠绵而凄怆。”但是,这种文体在明代有不少文人用过,但在清初文人的诗文集中写诔文的并不多见,而行状、祭文、哀辞、墓志铭和墓表的较多见。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或许是我未发现,亦未可知。这说明清初时期,极少有人运用诔文这种文体写作或说冠以“诔文”的称谓,而《白茅堂集》中便收录有这样的文体两篇。例如,顾景星在其爱妻萧瑜生去世后,为她撰写了一篇《亡室安正君状并诔》,文曰:
    君姓萧氏。祖讳某,扬州江都人……安正君端雅、明慧、知书,振寰
公难其配,始予有冯敬通之难,及避乱家昆山,而振寰公握兵驻苏,先君子为更聘……甲寅春,闻警巷无居人,初秋月皎,予勒诸儿乘艖吹笛,君瞻顾江山,泪出映睫,予窃疑之。十一月中旬微疾,察其神气有异,强之琴,一弄未终,明日痢血数斗,医谓血热,误投香连丸,血遂剧,诸儿跪诵《金刚》,普翦肉代香,肉从炉中爆出,捉入者三,以为不祥。诸儿抢地,额血凝面。君闻之曰:“儿休苦,时方多故,吾得正而毙焉。幸甚!”
……诔曰:
察其生也,本无生。非徒无生,且无形,此荘叟之鼓盆。察其死也,非死也。噫乎!翩何其潇洒,此仙家之尸解。亲莫亲兮,羲合一身。而还其真兮,我犹为人。非我送汝兮,即汝送我。偶尔先后兮,何为不可。生不辱兮,死而哀御……二贞三淑兮,永千秋!(《白茅堂集》卷四十五第464至466页)
作者在这篇诔文中,字里行间,感情真挚,饱含了对死者的哀思。虽然这篇状诔没有《芙蓉女儿诔》那样多的华丽辞藻,也没有那样赋予历代先贤遭恶的典故,但是,两者在行文风格、富于哲理的阐述和“前叙后歌”的体式上,基本上是相同的。特别是后面的“诔”,同是采取骚体而歌。由于作者是在他无限哀痛和极度悲伤的情况下写就的,没有去做过多的雕饰。可知顾景星擅长此种文体。这也是他在《红楼梦》中将《芙蓉女儿诔》写得如此感人至深,最为文人学者所推崇之故。而同时期的一些著名文人,在他们的诗文集里极少见到这种文体,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么?
又如第八十七回薛宝钗的《与黛玉书并诗四章》中“章”“解”并用。作者在书信中明说“聊赋四章”,而在诗后却又标注“一解”“二解”。按“解”,为乐曲、诗歌的章节,一解即一章。作者在每一首骚体诗歌后注上“一解”或“二解”字样,而不是“一章”或“二章”。这在古人写作骚体诗,抑或是写普通诗歌时,如此标注的并不多见,可是在《白茅堂集》里屡屡见到这样的标注。如在《来日苦短十章》一诗里共写有“十解”:“来日苦短,去日苦长。泰山巍巍,河水汤汤(一解)。逝不可追,来不可逮。千圣同悲,百家钻细(二解)。……”(《白茅堂集》卷之二第556页)另有称《懊忄农歌六首》为《《懊忄农歌六解》。可知他生平赋诗时喜欢运用此套。善于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顾景星,非为卖弄才学,意在惟恐日后如此叫法或致失传而后人不知。此外,在《白茅堂集》里乐府诗歌中,还可以见到一些自创的诗题或曲牌,如其在《共命鸟》、《月中兔》、《首阳鹦》、《兴宁鸠》、《崇明鸟》、《叫天子》等十几个诗题曲牌后均注上“新题”。这也是作者在书中写到自创的曲牌《红楼梦曲》十二支之故。
可见,顾景星有善于模仿历代名家名作的爱好,有善于力避俗套,偶有对一些传统叫法(如章节)采取不同称谓的爱好,有自创新诗题曲牌的爱好或习惯等。就是说,他的这些爱好或习惯,完全与《红楼梦》一书相吻合,而在清初别的著名文人中,很难找到像他这样有如此吻合《红楼梦》的。同时,也可以窥见他多元的诗风在《红楼梦》书中有较多的展现。如此可知,《红楼梦》中模仿历代名家的仿作当出自其手笔无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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