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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者创作该书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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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7:49: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红楼梦》作者创作该书目的何在
(节录自王巧林《红楼梦真实作者大揭秘》一书)
我们所知道的《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广义地说,它涵盖了清康熙朝以前的持续四千多年的中国古老文化传统,都可以看做是《红楼梦》产生的文化大背景,也就是长期的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为文化艺术精品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狭义地说,则是明末清初这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这么一个艺术精品。早在十七世纪末叶或十八世纪初便在少数文人圈子里传阅。那时,还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那么,《红楼梦》这部著作是如何形成的?它所表现的历史大背景是什么?作者创作《红楼梦》目的何在?
先说第一个问题。《红楼梦》这部著作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谁都知道《红楼梦》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可以说,缺少悲愤之泪的人,是很难撰成此书的。我们知道,大明亡国与南宋亡国几乎是如同一辙,尤其同是夷狄入驻中原取代汉人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但是,《红楼梦》这部著作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过去,我们的红学家因为脑子里只装下一个满族旗人曹雪芹,所以,他们排斥蔡元培、潘重规等学者的“康熙朝政治小说”的说法,导致他们无法还原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著作的历史真相。作者为何要写这部书?这是因为,满清定鼎后,他们大肆迫害汉族士子,草菅人命,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我们从《红楼梦》中的“护官符”到薛蟠打死人命,再到有关爱情情节的描写,都反映了满清执政时期封建制度的顽固、野蛮、残酷和丑恶,由此作者想到了故国大明,而当时的满清与南宋后的元朝颇有相同之处。尽管当时明朝已经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他对于故国之亡的悲痛,没有忘怀;他对于故国之思的情感,没有忘怀。他以历代汉族士子的儒家济世情怀、肩负着铁肩担大义的重任,以期呼唤汉族士子振作起来,一齐推翻夷族满清!于是,《《红楼梦》的作者顾景星油然地想到前人的一部伟大著作《心史》,深受启发,感慨良多!于是,也尝试撰写一部旨在呼吁汉族士子推翻满清的爱国主义之作。殊不知乃南宋爱国主义文人郑思肖的一部遗民诗文集《心史》,催生了《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著作的诞生!
那么,《心史》这部爱国主义著作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说起来颇为离奇,顾景星在《重刻郑所南〈心史〉序》一文中记述过这部著作的来历。其文曰:
崇祯十三年正月,苏州承天寺井,晨夕白气属天,或如飞帛,霑霑檐际。僧濬井得铁砧甚固,则宋郑忆翁思肖所著书也,名《心史》。思肖义节见史传。《集》说,尝著《锦钱集》、《大统志》,又别著《大无功十空经》一卷,皆诡言也。又自叙著书一百二十卷,不传。今井中书秘记史不载者十数条,诗文二百九十五首,泣鬼神,而贯金石。四百年泉土中物,一旦赫然,读者、闻者,绅士、妇女、贾傭、牧竖,莫不悲凉感激。继以抚 泣下,呜咽无声。嗟乎!孰思为是?当思肖著此书,藏之石室,锢以重泉,庶几他日精神见于山川。此思肖志也。思肖不能择时而使之,显也。而若或使之,思肖所能为也。宣和末,中原无事,汴京歌钟沸天,士大夫  衣谭不急之务,忽得范质《晋记》,述少帝  黄龙居建州十八年,苦甚,悉一时传诵欷歔。至録藏秘阁。……惟《心史》最奇,士大夫争传诵。年来渐罕有言者。友人惧其遂不传也,谋更梓,问序于不肖。夫书传不传,传之远不远,皆未可知,必也。人心维持,然后槠墨,坚如金石。不然,虽山头羊公之碣,水底杜侯之碑,罕能举其文久矣。然则是书也,以晦而存,以显而亡,岂独是书也欤哉?人心维持,如火不绝于阳燧,水不绝于鉴诸,庶几其不亡焉矣。崇祯岁次甲申嘉平月(《白茅堂集》卷三十三)
作者述说了这部奇书在枯井中沉埋达近四百年被发现的过程。当时,出水的《心史》被藏在一大铁盒子中,外写“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于是这部光照千古的奇书方见于世。陈福康先生为更深入论证《心史》之奇,于是在《井中奇书考》中复以五章篇幅详论《心史》出井与刊刻经过、明刊本的序跋、《心史》与明清之际爱国文人的关系。从《心史》的文学和史学的价值等方面,以详尽史料,进一步证实《心史》之确为奇书。所谓问世后的遭遇之奇,乃指《心史》出井后,从明清之际起,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历经360余年,始终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相异之见,一部分文人学者肯定《心史》之奇,以及知道该书存在的价值所在;而另一部分文人学者则持一种“伪书说”,全盘否定这部奇人奇书的价值。一部出井著述,历经360余年,竟然引动如此多知名学者,各抒己见,聚讼不已,更可称《心史》这部奇书之一大奇也。郑思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郑思肖(1241—1318),南宋末诗人、画家。连江(今属福建)人。曾以太学上舍生应博学鸿词试。元军南侵时,曾向朝廷献抵御之策,未被采纳。以后客居吴下,寄食报国寺。原名不详,宋亡后改名思肖,表示思念赵宋,取“肖”从“赵”之意。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日常坐卧,也要向南背北。郑思肖擅长作墨兰,花叶萧疏而不画根土,意寓宋土地已被掠夺。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郑思肖的父亲郑菊山携眷出闽,来到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定居。南宋淳祐元年(1241),郑思肖诞生于杭州西子湖畔。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14岁的郑思肖随父举家徙居苏州,寓居苑桥,此年,郑思肖考中秀才,遵父命开始了游学四方的人生旅程。《心史》中的所有文字都饱含血泪,郑思肖讴歌了南宋的爱国志士,痈斥了奸臣佞徒,控诉了元军的暴行,充分表述了自己的爱国与忠诚。如在《过徐子方书塾》诗中说:“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在《八励》诗中说:“泪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插入天”,慷慨激越,足征忠肝义胆。难怪近代学者梁启超穷日夜之力读《心史》,每尽一篇辄热血“腾跃一度”,甚至深有感慨地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又如《德佑二年岁旦》诗云:“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又如《题画菊》:“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又如《飘零》一诗:“飘零书剑十年吴,又见西风脱尽梧。万顷秋生杯后兴,数茎雪上镜中须。晴天空阔浮云尽,破屋荒凉俗梦无。唯有固穷心不改,左清右史足清娱。”郑思肖的这首《飘零》诗,正是郑思肖在苏州数十年动荡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发现顾景星与郑思肖有诸多共同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郑思肖在寓居苏州的岁月里,正是南宋王朝偏安一隅、日见衰弱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因战乱频仍,时局的艰危,家境的贫寒,使得郑思肖在苏州居无定所,屡屡搬迁。而顾景星所处的明崇祯末年,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王朝衰落和战乱频仍的时期,顾家于崇祯癸未张献忠屠蕲城后南下江南避难期间,也正是大明朝多事之秋,他们顾家不但屡次迁居,先是从蕲州迁至祖籍昆山,继而清军屠昆山,又迁移至泖淀湖,后又迁回昆山,一直是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可见,当时的时局动荡与郑思肖所处的时代是如此相像。
二是郑思肖所处时代的宋理宗宝祐年间,内侍董宋臣弄权纳贿,无恶不作,人称“董阎罗”。 郑思肖作为一个布衣,在南宋末目睹了贾似道祸国害民的罪行,他沉痛于南宋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机中,蒙古军队的铁蹄已经占领了襄阳,正在南下,国家处于危亡之中,他曾向朝廷献抵御之策,未被采纳,以后客居吴下。然后,就是蒙古军队占领了临安(杭州),闽、广、蜀等地还有南宋残余在抵抗,不久,国土全部沦丧了。同是布衣出身的顾景星,在避难江南期间,正是南明小王朝权高位重马士英、阮大铖狼狈为奸之时,清军的铁骑正在声势浩大地直逼江南时期,他曾向南明弘光帝献策上了《敬呈四事疏》,以他犀利的眼光,提出了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而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甚至通政官不敢呈上弘光帝,最终导致了明亡。
三是郑思肖是南宋末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在南宋灭亡前后写下了大量的诗和檄文,对蒙古人的烧杀抢掠南方人民的罪行予以谴责,他始终坚持作为一介匹夫,关心天下的精神,他坚信蒙古最终会失败,中国的儒家文化最终会战胜夷族元蒙,不久,以汉人朱元璋为首果然推翻了元蒙。郑思肖呕心沥血写作的这部《心史》,是一本用血和泪写成的中华民族精神著作,乃一部奇书,而与郑思肖有同样感慨的顾景星,始终以匹夫文人自居,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这在其一生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所以,《心史》一书的出水,给当时江南的士人极为震撼,尤其是给后来清初的汉人遗民匡复大明的信心,以极大地鼓舞!崇祯甲申(1645)年十二月,正是顾景星名燥江南之时,寓居在苏州阊门外的他,其友人有感明之危局,正准备重新刊刻《心史》这部爱国主义著作。这部著作的“出水”,令当时江南许多文人梦寐一见为快而不得见,然而,顾景星受友人之托替该书作序,有幸一睹《心史》这部著作的风采。对于郑思肖这部用血泪著成的书,给了顾景星莫大地鼓舞,他感触良深,每每到夜里难以成寐,原因是晚明与南宋具有较多的可比性,这两个王朝的悲剧太相似了!因而,顾景星晚年始终未能忘怀《心史》释放出的爱国主义光辉。这就是说,《心史》像一支催化剂催生了《红楼梦》!
再说第二个问题。那么,《红楼梦》一书所表现的历史大背景是什么呢?作者创作《红楼梦》目的何在?
当今很多学者都知道,《红楼梦》一书是诞生于明清交替时期,也即夷族满清取代汉人大明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崇祯甲申、乙酉这两年,经历过京城沦陷,以及南明之变,清军凭借吴三桂的襄助,将觊觎中原的铁骑开进至关内,攻伐掳掠,奸淫烧杀,满清军势如破竹,赶走屁股还未坐热的李自成,建立了新的满清政权后,继而直取东南,当满清大军南下之时,强令奉行薙髮、掠人为奴、圈地迁海等诸多高压政策,对社会秩序和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导致汉人极大骚动和不满。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经典名句而闻名千古的爱国志士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集释》第471页,岳麓书社1996年版)当时江南的士大夫们痛切感到,自己面临的不是汉族“易姓”的“亡国改号”,而是顾炎武所言“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了。尤其是清兵下江南之后屡次颁布和推行的“剃发令”,即象征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将被全面同化,尤其是在文化上的征服。因此,在文人士大夫看来,“剃发”即投降伪朝的代名词。当时江南人民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便是起之于“削发”之争,清廷多次发出一条高压政策,那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制措施。至于“削发”一事,从表象看所关事小,实际上却关乎汉文化生态的破坏。这是一个野蛮与文明与的较量,也即落后的夷狄文化与先进的汉文化的空前较量!尽管当时汉族士子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也尽管他们倔强的不肯屈从,甚至拼死坚持抗争,但是,结果老百姓的头发最终还是被剃掉了,最终还是野蛮取代了文明,汉人士子们更是深感无可奈何。历经改朝换代剧痛的这些崇尚民族气节的文人,他们面对现实人生,只好在剃发与屠刀之间,选择一条回避夷族屠杀的出世之路,于是他们想到了削发为僧,不失为一条避祸的上策。尽管他们宁可遁入空门,皈依佛祖,也不愿留在尘世间受辱和人格受损,但是,他们并非贪生怕死之辈,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图等待时机恢复故国,以致当时以遗民身份逃禅出家者不乏其人。他们这种消极而巧妙的反抗异族统治的举措,实属无可奈何。这自然成为明朝诸多遗民所选择的共同方式。如方以智、屈大均、朱耷、陈稚白、陈云林、王臣缙、张有誉等,举不胜举。然而,这一乱世社会的变态,造就了清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颇大的诗僧群体。所以,一些未选择出家而又想保持气节的人对此极为钦羡。这也是《红楼梦》作者为何在书中最后,将贾宝玉在考取乡魁后,最终选择出家的主要原因。
清朝初年,还有这样的一大批士子,虽然他们未削发为僧人,也未蓄发为道士,但是,他们以居士、道人自居,甘于淡泊,穷困潦倒,却发誓不仕清廷而隐居山林。如陈子龙、阎耳梅、顾景星、杜濬、杜岕等,因此,清初这些遗民具有崇尚民族气节的理论基础,既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宋明理学长期积淀,以及有明末“东林气节”激励的成分,更有郑思肖在《心史》中所言“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样体现民族之魂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可以看作是《红楼梦》一书的催化剂。
当然,《红楼梦》一书的出世,明清交替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这部作品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不是在别的时候出现。由于经历过明末社会大动荡给文化发展造成的巨大创伤,但是,清兵下江南时,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抗清复明活动,甚至在赳赳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以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屈。当抵抗失败以后,他们或殉国,或隐或游,或投身佛国道仙。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明亡后仍反复申述夷夏之别、国家与天下之别。在他们看来,只要不让异族插进来,皇室易姓并无关系。王夫之就说汉族的国家政统“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族间之”,正是这个道理。他认为“天下之大防二:夷狄华夏也,君子小人也”(按:《读通鉴论》卷七,见《船山全书》第七册,岳麓书社1988年)。顾炎武说得最清楚:“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按:《日知录》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黄汝成集释本。)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是落后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一条维系汉族人心的纽带。满清王朝虽然以文化比较落后的夷狄民族入主中原而取代大明,在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汉人知识分子看来,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愚昧对文明的践踏,是恶魔对文明的吞噬,标志着传统的汉文明的沦丧。满清定鼎后,意图将汉文化进行全盘满化。谁都知道,军事征服中原只是表层现象,而最深层次的征服则是文化征服。难怪清人入关前曾顾虑重重,惟恐满族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也难怪其中一些著名的变节者文人,如钱谦益、吴伟业等人在入清以后更承受着极为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尽管如此,汉文化的魅力太大了,尤其是《心史》一书刊刻后,像一支号角吹醒了广大汉人同胞,为汉族士子一大精神支柱!夷族满清文化无法与古老文明历史的汉文化相颉颃,这难道不正是文化的力量么?明亡之后,许多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汉文化救亡图存的重任,首先在人格上树起一座永不屈服的丰碑。顺、康时期,到处闻有兵变,战争连连,生灵涂炭,尤其是蕲、黄之地,位于长江之滨,旱涝频繁,老百姓穷困至极,饿殍遍地,满目疮痍,到处有逃难的难民。顾家人从昆山回到蕲州后实在是难以为继,如此怎么不叫顾景星憎恨满清朝廷?如顾景星写于康熙十年农历辛亥年的《述忧二首》诗句:“忧国非布衣,布衣耻忧国。我本山中氓,生理托稼穑。丁年血泪尽,半百减精力。泛爱问寒喧,不察惨淡色。质陋杨子云,文非皇甫湜。”“人言政不修,天心怒掊克。”“帝德胡不明,人言未为得。道逢饥夫妇,十步五扶服。……吾曹甘饿死,孺子何皋慝。皇天本好生,糊涂用蟊贼。朱门恣饮啖,狼藉不为德。”“追惟崇祯中,事往犹可忆。鸟啼大屋空,草满城门塞。皮存毛则附,尸行貌奚饰。”“再三告出言,凶荒祸何速。虚名有月报,官廪无斗粟。矫节发何仓,徒忧我民牧。饥人纷在眼,哀鸿满平陆。昨见北来船,啾啾倚鸠鸪。”(《白茅堂集》卷十六)作者字里行间,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初遗民是汉族文化人格最典型也是最优秀的代表,而顾景星则是这些汉族文化人格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红楼梦》一书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大背景中产生的。
然而,《红楼梦》作者撰写此书的目或说创作动机又是什么呢?满清取代大明后,惟恐汉人反清复明,联合起来对抗朝廷,不仅仅对华夏民族实行削发易服,令人痛恨的是清廷对汉族士子,所采用的政策和手段极为严酷。例如,发生于清初顺治时期的“江南三大案”:“奏销案”、“哭庙案”和“通海案”,还有“丁酉科场案”、“尚可和尚案”等系列残酷杀戮汉人的大案,接踵而来是康熙朝的庄廷珑“明史案”等,一个个令人怵目惊心。这些案件,令多少无辜的汉族士人削掉了脑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短暂的一生。而这些案件攸关汉族人种是否存在或灭绝大事,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紧要关头,数度下江南的顾景星对此了如指掌,他能不感到悲愤么?可以说,他对于清廷痛恨至极!使他深深感到满清若不推翻,必将有千千万万个汉族士子倒入刽子手的屠刀之下!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与清廷硬拼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具备高超的智慧才行。请看他在《夜坐》诗中所吟咏的那样:“十觞不成醉,兀坐意难忘。花下春真短,灯前夜亦长。半生憔悴恨,都为乱离忙。江外传呼急,征夫又启行。”(《白茅堂集》卷十二)可见,作者之心声如此。又如《从秋屏杨公得蒋俟斋讣》:“浮生空阅世,老至况多悲。往往伤离别,年年哭故知。才闻江笔尽,人向杜陵衰。不识羊求侣,交游更与谁?”“哀极欲无泪,悲来声转吞。”在清初一些汉人文人群中,以诗文含蓄浑厚著名,且行事智慧而又胆大者,并不多见,无疑顾景星是具备各项条件,也就是完全能担当反映民族衰亡和推翻满清这一重任的最佳人选。这是因为:顾景星不仅诗文含蓄浑厚,且充满浩然之气!再者,他是一位极具民族气节的文学巨擘,自少博学多才,清廷三次召他去做官,而他每次拒绝与清廷合作,所以,顾景星觉得自己有义务承担这一重任,故只好采取史家的春秋笔法,旨在写一部反映民族微言大义的著作,那就是“借爱情之托,抒亡国之恨,写兴衰之感,纪家史之实”的政治小说,以“石头”讲述故事的方式,来述说一段他所亲历国家兴亡的故事,来呼吁广大汉族士子振作精神,携起手来推翻满清!同时,也是借此书来讽刺、戒告大清王朝,“三春过后诸芳尽”,纵然是一时盛世,也必然有走向衰落的一天!这部著作便是我们今天已然知晓的古典名著《红楼梦》!
无论是《心史》,还是《红楼梦》,均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代一代的文化薪火的传承,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魅力,更是反映在民族的凝聚力上。没有这样的精神,这个民族文化或许早就消亡了,古今中外,历史上消亡的古文明很多,为什么中华文化经过元、清夷族统治长达数百年的亡国期,还能继续传承下来。为什么?或许像《心史》和《红楼梦》这样彰显民族文化的奇书可以作为最佳答案。
总而言之,之所以会诞生出《红楼梦》一书,是因为作者骨子里蕴涵了儒家的济世情怀,反映出他“忠君爱国,忧天悯人”的悲愤思想,欲藉此书一泄而快!于是,他历经了“十年辛苦不寻常”,饱含热泪地撰写了一部奇书《红楼梦》。这部著作,堪称是继《心史》之后的另一部爱国主义经典之作!所不同的是用小说的方式而已,且同样是用血和泪铸就的中华民族文化之魂不倒的精神长城。并且,顾景星同样也坚信满清最终一定会失败,中国的儒家文化最终会战胜夷族满清。读过中国历史的人,或许都知道,历代楚地、乃至全国的爱国志士,均以屈原、王昭君为乡邦文化代表和人格楷模,他们为了摆脱或推翻夷族的奴役统治,为了追求民主,为了华夏民族的繁荣富强,为了人类的和平而奋斗着。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由楚地两湖的爱国志士,完成了当年楚蕲人顾景星的伟大遗愿,发起的武昌首义,由此敲响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丧钟,最终汉人彻底地推翻了满清。辛亥革命的成功,说穿了就是受到《红楼梦》一书的直接影响,毛泽东、蔡元培、鲁迅、潘重规等人都从书中看到了“排满”!民国初年,有学者评论说,是楚蕲人黄侃于光绪三年在《民报》上撰写的社论《大乱者妙药之救中国》等系列文章,催生了辛亥革命,这话没有错。但是,殊不知是顾景星在《红楼梦》中所发出的呐喊,催生了同邑后辈黄侃接下了他的接力棒,向满清朝廷发出挑战的檄文,同时,《红楼梦》一书也催生出楚地,催生出中华民族一代代一个个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铁血儿女!
屈原忧而作《离骚》,景星愤而著《红楼》。由此可以洞见历代楚人的爱国之心哪!甚至我们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白话文版的《离骚》,顾景星甚至在他的诸多诗作中自比屈原,而将南明朱由崧比作楚怀王,其在《红楼梦》里一腔爱国幽愤寓于其中。不难看出,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源于作者年轻时代便饱经乱离之殃,饱受战争之苦,大有楚人卞和之叹,将宝玉当成石头弃而不用,在“补天”无望的情况下,最终导致了亡国。历经过亡国之恨的顾景星,也就是个人遭际,家庭遭际,明末遗士诸友人遭际。这便是作者为何要写此书,以及书中为何采用隐曲之笔的缘故。 我们知道《离骚》是一篇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的文学作品,首创楚地的“骚体”文学样式,以其运用楚方言声韵,叙写楚地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红楼梦》一书,细细考究,无不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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