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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底牌在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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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7:46: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底牌在哪(下)
                                           王巧林
   
第五,从曹雪芹是否精通医药针灸方面的知识来看,可以判定他不是《红楼梦》作者。书中描写医理用药的情节可谓多矣,诸如处方、医理、如何用药加引等。除秃头和尚为薛宝钗开的海上方“冷香丸”、贾宝玉为治林黛玉之病所说的“紫河车”等四味药、王道士告诉宝玉的“疗妒方”等虚拟药方,属于游戏笔墨切勿当真外,余皆属于医家可以治病的真实药方,至今用于临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譬如,贾府上下人等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此说是有根据的,例如,我国著名医药之乡的蕲州,自古以来就有伤风咳嗽“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之说。又如,晴雯生病时,写宝玉看到医生所开的处方时,上面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药,后面又有枳实、麻黄,宝玉便说:“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治如何使得!凭她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起!”直至王太医将麻黄、枳实换了当归、陈皮、白芍等药又减了分量才罢。贾宝玉所说的全是医家内行话,非懂医者不可以写出。特别是第八十三回,作者借王太医给林黛玉看病时描述症状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养心脾。虽有补剂,未可骤施。姑拟“黑逍遥”以开其先,复用“归肺固金”以继其后。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又将七味药与引子写了。贾琏拿来看时,问道:“血势上冲,柴胡使得么?”王大夫笑道:“二爷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为吐衄所忌。岂知用鳖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阳甲胆之气。以鳖血制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养肝阴,制遏邪火。所以《内经》说:‘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鳖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刘’的法子。”贾琏点头道:“原来是这么着,这就是了。”关于由拿脉分析病情医理的文字,体现出作者深谙医理。还有,书中多处写到老婆子用针灸给人治病的文字,这说明作者的家乡,有不少妇女懂医识药的。如果说,药方可从《本草纲目》之类的药书抄来不足论的话,那么,书中大量谈论医理和用药的常识,非精通医理、医药者不可以写出。这就告诉读者,作者非出身医药世家即生活在医药之乡,否则,写不出此等文字。可是,有何证据曹雪芹精通医理的么?没有。很难相信,一个满族旗人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清廷太医院是否有满族的太医,不得而知,但是,你听说过多少八旗文人精通医理的么?又有多少满族的妇女能懂针灸的呢?至于满族旗文人的医学著作则更难见到了。就是说,没有任何信息能证明曹雪芹是通医的。
第六,从曹雪芹是否精于琴棋书画来看,可以判定他不是《红楼梦》作者。自古以来,“琴棋书画”作为我国古代四大技艺,素为汉人所擅长。《红楼梦》里多次写到弹琴、音律、画画和下围棋,书法那就不说了。如第八十六回写林黛玉不仅能识琴谱,而且还发表一番高论。可见,林黛玉对于琴理和抚琴时如何能做到风雅的一番论述,见解绝妙,非精通琴理音律之人不可以写出。而在满族旗人士大夫中,精通琴理音律者极为罕见。又如作者写到惜春善画,有“天下第一园”之誉的大观园图便是出自其大手笔画出来的。而满族旗人虽然也有画画的,但是,名垂史册的画家或传世作品几乎不曾见到,尤其是作者通过薛宝钗之口对于画画的工具、材料的描写,非常独到,同样也非满族旗人所能写出。还有,书中多次写到走围棋,妙玉、惜春都是围棋高手。尤其在第八十四回,说到一个名叫王尔调的人“最善大棋(围棋)”,自然此人是围棋高手无疑。围棋,作为汉民族的一种娱乐技艺,不少汉人儒士深谙此技,如康熙《蕲州志》就明末蕲州人的风气写道:“蕲俗近文雅,善歌者多习吴中雅调,虽布衣之士,咸能以绝技擅名,如黄绮云之善谜,冯道衡之善奕,虽曰小伎,王公大人亦乐与游。至今犹述为里中美谭。”即便曹寅,也没有走围棋的故事。如此等等,可见作者知识渊博,没有丰富的百科知识是很难写出的。 周汝昌先生说,曹雪芹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他能演,能唱,能弹(琴),能写,能画,还能舞剑云云,未免过于武断了,想必是他编造出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满族旗人除开会骑射,特别是很少见到精于音律、围棋的,即便是舞剑、佩剑也是汉民族文化的东西,古代汉族文人书剑随身带,乃文人风雅的象征,至少乾隆时期满族人还没有达到如此风雅境界。据曹寅诗文集,其仅仅透露过其弟曹宣工书能画,从未说过别的家人或旗人朋友中擅长弹琴、围棋什么的,即便是曹寅,也不一定懂得弹琴、围棋和吹笛子,更何况是他的孙辈!如果一个不懂得围棋之人,很难想象他会写出围棋的情节,虽然不是绝对的,但这样的几率微乎其微。因为,正如周汝昌所言,当时京城的富家公子,特别是旗人子弟,多以嫖妓、“斗蛐蛐”为乐,难以像汉人士子那样在读书之外的风雅娱乐,即业余时间用弹琴、习书画画和走围棋来消磨时光。如果曹雪芹生活的圈子中有像康熙《蕲州志》这样的记载,当能令人相信,可是没有,没有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写出。
第七,从曹雪芹是否懂得天文地理和五行八卦等汉文化来看,可以判定他不是《红楼梦》作者。《红楼梦》是一部“天人合一”的著作,其中隐含了诸多天文地理的东西,也即与天象星宿、堪舆地理、五行八卦、扶乩降仙、卜筮测字等方面古老的汉文化的知识。说穿了,《红楼梦》一书隐藏的是一个巨大的天象模型,甚至可以说书中的诸多数字都是一个个天象数码。像书中开头的几组数字,写的就是周天之数,便是与天象有关。历代正史“天文志”,都是出自汉族大儒之手修出来的。“天象”二字,这是汉人自古以来极为高深的一门学问,非一般汉儒所能通达,没有家学渊源的人,可以说是望“天”兴叹。同时,作者应该是一个对《河图》、《洛书》,也即对《易经》之类颇有研究的学者。用通俗的话说,他一定是一位精通天文星象、五行八卦、堪舆地理、扶乩降仙和卜筮测字等方面的大家!
以书中扶乩、测字为例。当贾宝玉身上的那块通灵玉被丢失后,岫烟说:“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何不烦她问一问?”接着在下一回里,写到妙玉叫道婆焚香,在箱子里找出沙盘乩架,书了符,命岫烟行礼,祝告毕,起来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时,只见那仙乩疾书道:“噫!来无迹,去无踪,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书毕,停了乩。岫烟便问请是何仙,妙玉道:“请的是拐仙。”岫烟录了出来,请教妙玉解识。一句“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 第九十四回)
岫烟所言“南边闻妙玉能扶乩”这段话,道出了南方士大夫精通扶乩之术。按:扶乩,也称扶箕、扶鸾。同样是属于我国古老汉文化的东西。一般是假借神鬼名义,两人合作以箕插笔在沙盘上划字,以卜吉凶,或与人唱和。因传说神仙来时均驾风乘鸾,故名。起于唐代,明清盛行于南方汉族某些士大夫间,特别是蕲州地区的士大夫间更是盛行。扶乩是道教的一种问卜方法,由乩手来实施完成的。所谓乩手,就是指帮助善信与神祇沟通的凡人。不用口讲,只要在心中询问,乩手就会感应仙师回覆的答案,用乩笔在指定的乩盘写出来,再由其他助手笔录记下来,当乩手停笔之时,就表示完成。如今被视作迷信,可是古代南方不少乩手扶乩往往很灵验。又如“测字”,作为预测学的一种,明白五行之相生、相克、相制之道理,便可用五行来测字了。如在同一回里,作者将林之孝上街求刘铁嘴测字打卦的情节,写得有声有色。刘铁嘴测出一个“赏”字,说“赏”字上头一个“小”字,底下一“口”字,继而对林之孝说,这件东西很可嘴里放得,必是个珠子宝石。还说底下“贝”字,拆开不成一个“见”字,可不是“不见”了?因上头拆了“当”字,叫快到当铺里找去。“赏”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偿”字?只要找着当铺就有人,有了人便赎了来,可不是偿还了吗。众人听后夸赞道:“真是神仙!”
按,扶乩降仙、卜筮测字与符箓和服食丹砂一样,均为旧时南方的道教文化。观《红楼梦》一书,体现了不少深邃的汉文化。扶乩作为汉文化神秘的东西之一,满族无此文化,那么,曹寅的孙子如何懂得这些玩艺儿?即便是对汉文化钻研较深的满族精英康熙、乾隆二帝,他们未必也写不出,更何况是曹寅的孙子?!试想:《红楼梦》一书如何会出自一个愚昧野蛮、文化相对极为落后的满族旗人文士之手?果真如此,汉族,特别是南方的汉族文人学者羞愧得该要钻地缝了。深信稍微有些思想的学者是不会相信的!
第八,从曹雪芹是否怀有楚乡情结,可以断定他不是《红楼梦》的作者。谁都知道,书中有关楚文化元素,尤其是湖南、湖北的文化元素,可谓比比皆是。从方言、民俗、山水名胜到风物,乃至人名、地名、典故,何其多哉!可知作者怀有深厚的湖南、湖北情结。很明显,作者是将湖南、湖北作为第一故乡来写的。因为,作者对于湖南、湖北的情结远远超过苏、扬二州或金陵。如果说作者与湖南、湖北无涉能说得过去么?可是,新红学眼中的曹雪芹何曾到过湖南或湖北?有谁能证实曹寅的孙子在湖南、湖北游历过或为过官的么?想必谁也无法回答。就是说,他既不是出生于湖南、湖北,也没有到过湖南、湖北,更没有在湖南、湖北为官。既然他不具备这样的经历,不存在怀有极深厚的感情,那么,则写不出书中如此之多的湖南、湖北的文化元素来,甚至更写不出林黛玉病中梦见凤姐告诉她说林姑爷已经升为湖北的粮道还娶了一个继母的故事来!同时,也说明研究《红楼梦》作者不可能绕过湖南、湖北这一关。
第九,从曹雪芹是否怀有江南情结来看,可以判定他不是《红楼梦》作者。书中的江南文化元素,也即吴越文化元素,几可与楚文化平分秋色,特别是苏州、扬州、南京和杭州文化元素。按照书中所透露的信息,显示出作者必须是有过寓居苏州、扬州、杭州的经历,因而,对江南也怀有深厚的感情,近似于一种家乡情结。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苏、扬二州等熟悉程度上,而不是一般地熟悉。从苏州、扬州、南京和杭州的方言到阊门、虎丘、玄墓山、扬州城、二十四桥、石头城、桃叶渡、西湖、三生石、等名胜或地名,无一不知。可见,作者是将苏州、扬州、南京和杭州当作第二故乡来写的。特别是苏、扬二州!
我们不说曹雪芹既没有在苏州、扬州两地寓居过,又不见他有在此两地游历过的足迹。既如此,则很难想象他能写出书中出现的大量苏、扬二州名胜风物,特别是方言。《红楼梦》中“吴侬软语”,也即苏州方言,人尽皆知。当年戴不凡先生对于书中苏州方言多有举证,恕不赘述。不妨引用一、二苏州人对人物称谓的方言为例。比方说,吴语中有一个典型的词汇:“侬”。如《葬花吟》中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早在六朝时,吴声歌曲中就出现“侬”这个词,即“我”的意思。这种第一人称的称谓一直用到现在,而北京话乃至整个北方话中,根本就无此词汇。又如书中的芳官、琪官、藕官等中的“官”。按“官”,为苏州、昆山一带对儿童的称呼,犹如今人称“小孩子”或“小娃娃”,不论男女均可称小官儿。有的将其用于排行,如称老大、老二叫做大官、二官,而北京,抑或是北方都没有这样的叫法。又如书中的扬州方言,也不在少数。例如,作者在第七回中写到周瑞家的听了道:“……你且家去等我……”其中的“家去”是回家的意思。有学者作过统计,“家去”这个词在《红楼梦》中共出现近七十次之多,而这是典型的扬州方言,至今扬州人仍是把“回家”说成“家去”。扬州方言,在语音上,它和旧时江淮一带方言最大的共同特征是保留了较多的古入声。例如,“雪”、“薛”二字,无论是在江北的扬州,抑或是千里之外同属于江淮的江北蕲州,都是作为入声字来读,而北方官话中的入声,早在元代就已经消失了,当时文学家周德清为北曲用韵而著的《中原音韵》,分别派入“平上去”三声了,所定之韵接近今北京音。也就是“薛、雪”两字在北方早就属于不同调了,可是,在今扬州、蕲春和武穴、黄梅话中却依然保留入声,并且两字完全同音,所以,在“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句话中的“雪”,用北京音读并不同音,即不能用来谐音“薛”,而用扬州或蕲春方音来读才能构成谐音。限于篇幅,恕不多举。
通过以上所列举的苏州、扬州两地方言,可知作者对此两地非但熟悉,而且也是怀有某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可知至少是他的第二故乡!若按照周汝昌当年的研究,曹雪芹出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曹家的姻亲、主管苏州织造的李煦业经获罪抄家,被流放到黑龙江乌牲戍边,则曹雪芹少时没有机会到过祖母的娘舅李煦位于苏州的家。总不至于说曹雪芹比跟随早于李煦执掌苏州织造的祖父曹寅出任苏州吧!可知某红学家所言“曹雪芹随家人到苏州”的话,属于典型的谎言!再以扬州而论,曹雪芹去扬州的几率几乎为零。既如此,红学家何来曹雪芹有过“扬州旧梦”之说?如果说,曹寅有过“扬州旧梦”,或许勉强还说得过去,因为他的巡盐御史职务缘故偶有公干扬州,甚至在扬州或结有一、二红颜知己亦不足为怪,但他的孙子何来“扬州旧梦”一说?可知新红学诸多学者言曹雪芹有过“扬州旧梦”的言论是荒谬的,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按照雍正六年曹家被抄,他四岁时随家人回到北京,那么,他之前即便到过苏州和扬州的话,到他写作小说的年龄如何还记得苏、扬二州的方言?这样一来,新红学没有人提供任何资料能证实曹雪芹在苏州、扬州寓居过。既如此,他不会对苏、扬两地怀有某种情结,他也断断写不出诸多关于苏、扬两地的名胜和方言。即便是曹寅,也未必通晓苏、扬二州的方言,因为,当时满清官员日常交际主要是以讲通行的北方官话。若要有学者坚持说曹雪芹对于苏、扬二州怀有故乡情结,无异于天方夜谭。
这就是说,即便抛开书中的民族情怀,仅仅从以上所论述的前面九大条件可知,没有谁能证明满族旗人曹雪芹能符合其中的一条。既然连其中的一条都不能符合或得到证实,那么,说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岂不是荒唐到了极点了么?毫无讳言,所谓的北京旗人曹雪芹、曹寅所谓的孙子或儿子是撰不出《红楼梦》的!或许有人认为这话有失偏颇。然而,科学研究是讲究证据的,而不是在于妄猜、杜撰!真理在于事实证据是否可靠,推理正确与否在于逻辑思维的正确性程度有多高。我实在是没有存心贬低我们的红学家的意思,只是认为新红学诸大家(包括胡适),都是误入了狡猾的作者设下的圈套,尤其是被后来某些谬误百出的假象伪资料而迷惑,以致妄下结论,从而铸下弥天大错。
由此观之,《红楼梦》一书,乃清初怀着极强的民族主义情怀的汉人遗民所作无疑矣!可以说,没有历经过明亡,不憎恨满清和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寇之人,写不出《红楼梦》;没有经历过战争,即无目睹过太多死亡之人,写不出《红楼梦》;没有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之人,写不出《红楼梦》;没有在南方的乡村或长江边的城市待过,写不出《红楼梦》;没有离经叛道、愤世嫉俗的乖张个性,同样也写不出《红楼梦》;没有博学多才和阅尽沧桑的经历,更是作不出《红楼梦》!按照《红楼梦》这部百科全书巨著,作者当是傲世之才。何况是对于汉文化半通不通的满族旗人?只因《红楼梦》这部奇书的手抄本最初应该是从曹寅家族流传出来的,以致有清以来文人笔记中出现如此之多的辗转相传的附会传说,从而导致了新红学错误的将《红楼梦》的作者定论为北京满族旗人曹雪芹,也导致了《红楼梦》的作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上难以破解的一大公案。如果曹寅真有那么一个名叫雪芹的孙子或儿子的话,他真的如红学家所说的具有写《红楼梦》一书之高才,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是不敢写的。因此,惟一的解释,曹雪芹只能是作者的一个化名或托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的一个笔名。由此断定主流红学家将《红楼梦》作者定论为所谓满族旗人曹雪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错得不能再错的一个荒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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