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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红学考证的盲从——与主流红学家商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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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7:44: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新红学考证的盲从
——与主流红学家商榷(下)
王巧林

我们再来看看主流红学家将书中甄家、贾府说成是曹家,贾妃省亲附会成曹家接驾康熙帝南巡的故事,看是否能说得通。
周汝昌、蔡义江等学者将书中甄、贾二府接驾视作康熙南巡曹家接驾事,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根据,主要出自第十六回王熙凤:“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赵嬷嬷说:“唉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说起来……”赵嬷嬷还说过:“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
这是作者借贾妃省亲前夕凤姐、赵嬷嬷说出的一番话。可是,新红学诸公认为这是曹雪芹藉此委婉地说出他们曹家接驾康熙南巡事。那么,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呢?
如果王熙凤和赵嬷嬷所说的真的是隐曹家接驾康熙帝的故事,曹雪芹若果真是曹寅之孙的话,他是在炫耀曹家的威风,还是在揭露和告诉后人他们曹家祖宗是如何拍皇上的马匹呢?说他的祖父“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用今天而论,则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大肆挥霍。他有这么傻的作者吗?仅此一条,就可以说新红学家有些荒唐!江南甄家(真家),如何是曹家?即便曹家在江南居住过五六十年,但是,他的子孙也不至于将南京当做“真家”,而将北京当做“假家”呀!如何能将甄、贾二府说成是曹家呢?显然,于理不通。根据我的理解,甄家应该是隐含大明朝,所谓甄(真)家接驾四次,你看,若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永乐帝,及至南明弘光帝,前后刚好是四位皇帝于南京登极,难道不可以看做是“接驾四次”吗?何许有人会说“登极”和“接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呢?我们从赵嬷嬷所言“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可知矣。因为,明永乐帝时期,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船舰都是在江南地区建造的,这只能是作者假托大明皇家朱家人的故事。而清初时期,满清政权一直在忙于全国统一的战争,哪有时间监造船舰呀!可知,这不是满清执政初期的故事,更不会是曹家的故事。
红学家还说,书中甄家、贾府抄家是隐曹家被抄之事。如第七十四回,这回回目是“惑馋奸抄检大观园”。主要是玫瑰花探春说过“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
按:这是书中的第一次描写抄家的事,当王熙凤带人抄检探春时,由探春之口巧妙地说出“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什么意思?很明显,这是作者隐晦地说出李自成,乃至南明政权的故事,意思是告诫后来的中国人不要窝里斗!所谓“大族人家”,难道不是隐喻那个“家国”大明吗?所谓的“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之语,难道不是作者说大明朝的败亡咎由自取,即由于大明朝内部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寇与朝廷为敌,以及“惑奸”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干的勾当吗?还有,南明马贵阳、阮大铖等南明阁臣的窝里斗!假如没有他们同室操戈,或投降夷族,煌煌大明何以灭亡?那对付满清岂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所谓“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乃作者更加坚定自己的看法:一个“大家族”的灭亡,外族入侵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内部发生“自杀自灭”,否则,是不会“一败涂地”的。同时,也是藉此告诫满清:中国人是杀不绝的!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一天。
可是,我们的红学家却认为这是曹雪芹隐其曹家被抄事。如果按照红学家所言是曹雪芹写清廷查抄他们曹家的事,他有必要这样写吗?“外头”是指谁?是曹家以外的人吗?相信红学家也难自圆其说。假如将书中抄家来衡量曹家人来写曹家事,反映了一个贵族的兴衰历史的话,那么,《红楼梦》一书写的是曹家被抄的“家难”吗?若将《红楼梦》中抄家的事的与曹家被抄家的事进行附会,是没有道理的。如此岂不是与当今的土默热红学,将《红楼梦》这部书附会成是洪升的“家难”如同一辙吗?可见,作者所写的抄家不是曹家事,而只能是隐喻大明朝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寇的内抄,以及最终由外族满清贼寇抄了大明的家!
还有的红学家将曹頫被抄家之事,与雍正夺嫡事件中太子胤礽的同党挂上钩,于是乎,说是雍正为了报复胤礽的同党,曹頫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案件的漩涡中,从此曹家一蹶不振、一败涂地云云。更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江南“甄家”就是曹家,那么,甲戌本在“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后的眉批:“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又作何解?不至于是写曹家在南京的事吧?历史上的江宁织造府烧过没有?曹家位于北京的家又烧过没有?这不是明摆着说是说南明的事儿吗?当然,也兼及隐喻满清入主北京的故事。如何能扯上曹家?!按照 蔡义江先生所言,贾府即曹家北京的家,甄家即曹家南京的家,能讲得通吗?假如是满族旗人曹雪芹运用“史笔”来写其家事,一个贾府也就足以敷衍故事了,他有这样虚构甄、贾两府的必要吗?岂不是多事一举?那么,第一百十一回目“狗彘奴欺天招祸盗”又是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周瑞的干儿子何三与贼通,引狼入室,导致妙玉被劫。假如说“何三”是曹家的家贼,为什么作者说成是欺天大盗招祸?这恐怕是说不通吧?乍一看,便知“狗彘奴”何三有隐喻吴三桂之事。吴三桂弃明投清,卖主求荣,当了满清人的“奴才”,导致了明亡!所谓“欺天招祸盗”是也。也是书中借《南华经》上,说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之故。这就是说,作者隐喻的是吴三桂引满清入主中华的事。貌似是写贾府被抄,实则是写甄(真)家大明的最终结局。就是说,甄家的结局意味着以女真人为首的满族人抄了汉人大明的家。当然,新红学家未必认同这个观点。但是,纵观全书,我认为绝非虚谬之言。又如作者将第一百二回目题为“宁国府骨肉病灾祲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而且在花妖树作怪时写到“以致崇楼高阁,琼馆瑶台,皆为禽兽所栖”之语。不说“崇楼”或有隐喻明崇祯的封建帝国大厦之意,单说“禽兽”是谁?如果红学家真的要是将占领大观园的禽兽,说成是作者随意胡编而没有任何隐喻,则红学家未能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了。对此,俞平伯先生不得不承认:“《红楼梦》写宁国府底腐败,极有微词,将来自应当有一种恶结果。”(《红楼梦辨》)书中的“禽兽”难道不是隐喻满清吗?如果说“皆为禽兽所栖”不是写夷族满清入侵中原,岂能说得通?!那么,秦可卿的判词“造衅开端实在宁”隐含的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宁”是南京的简称,宁府即隐喻大明朝。很明显,作者在揭露大明灭亡的根源乃腐败、窝里斗等造成的恶果。作者写后来宁国府被朝廷抄了家,即象征满清最终抄了大明的家。这就是作者为何特地还虚构一个“甄家”被抄故事的缘故。因此,可以断定:贾、甄两家被抄都与曹家被抄没有任何关系,曹家败落与雍正夺嫡党羽之争更没有直接关联。
由此可知,蔡义江还是跳不出周汝昌的俗套,刘心武更是拾得诸多红学大家的余唾,弄出一个什么“秦学”来,令人哭笑不得。可见,究竟是谁抄了谁的家呢?如果周汝昌、蔡义江,乃至刘心武诸人,深信这是曹雪芹写其家事,则说明他们没有读懂《红楼梦》;若读懂《红楼梦》,则不会出现如此理解上的大错误。当然,深信他们并非真的读懂,只是假装糊涂而已。因为曹寅的孙子撰写《红楼梦》之说,在他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若不如此附会怎能说得通?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于是,索性来个顽固到底,坚持书中抄家就是隐曹家被抄事。难道书中的贾家、甄家之“家”不是封建王朝时代“家国”的象征吗?如何能扯上区区一个曹家被抄的事上呢?我想,只要稍微具有一点思想的学者,都知道红学家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
这就是说,红学家所谓的自传说、家传说,不攻自破,也即不能成立。新红学的最大错误便是将贾宝玉与所谓的满族旗人曹雪芹对等起来,将贾府、甄府与曹家对等起来,也即将书中贾府与甄府都说成是曹家的影子。对此,尊重客观事实的俞平伯先生曾经在《红楼心解·著书的情况》一节中尖锐地批评过,恕不赘述。
第三大观点:书中凡写“长安”、“都城”为北京,大观园原型为北京恭王府。
先谈谈书中京城所究竟在哪?红学家为什么说书中凡写“长安”、“都城”之类都是指的北京呢?当然,他们是有说法的。例如,俞平伯先生当年说:
本书所说贾家的地点约在北京城西北部分。第四十三回,宝玉骑马出北门,茗烟却说,出了北门的大道,冷清清没有可顽的,这很像德胜门。第五十七回邢岫烟说的‘恒舒典’,在鼓楼西大街,亦近德胜门。地址都相符,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曹家在这地段是否有过住宅,那就很难说了”(《红楼心解·大观园问题》)。
    按:不仅俞平伯是这样的理解,周汝昌也如是说。我们从俞平伯先生话中的“约在北京城西北”、“很像德胜门”、“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曹家在这地段是否有过住宅,那就很难说了”等语,我们从其所用 的“约在”、“很像”、“大概”、“很难说”之类词语,都是不确定的,也仅仅只是一种推测而已。既然如此,岂能当真?其实,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作者将贾府写成亦南亦北,或说非南非北。既像是南京,又像是北京,而又似乎既非南京,又非北京。何也?因为,作者在《红楼梦》篇首“凡例”(见甲戌本)中,已经作过明确地告诉读者: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按:周汝昌先生说,书中“长安”还是“首都”的代用词,这一点是没有错的。俞平伯先生当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红楼梦辨》里说“书中所说京都、都中皆指北京”。俞平伯、周汝昌诸先生仅仅根据书中人物岫烟说过“什么恒舒典,是在鼓楼西大街的”,便判定是在北京。殊不知,中国古代的城市有鼓楼的不在少数。如当时的南京有鼓楼,甚至小小的蕲州城也有鼓楼,这就是说鼓楼非北京所独有。既然作者借“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将“天子之邦”称之为“中京”,则又特避开“东南西北”四字,那么,意思是说,既不是南京,也不是北京。作者只好来一个折衷,谓之“中京”。俞平伯、周汝昌等忽视了作者这样的一大前提,那就是“中京”。“中京”在哪?俞平伯、周汝昌诸先生都确定为北京,其根据是脂批系统本,俞平伯先生根据脂批系统本中明说出地点的有下列几项:
1.黛玉宝钗到贾府去,都说是入都。(第三、第四回) 
2.贾雨村选了金陵应天府,辞了贾政,择日到任。(第三回)
3.贾雨村对冷子兴说:“去岁我到金陵,……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大门外虽冷落无人”(第二回)
4.贾敬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羼。(第二回)
5.凤姐册词有“哭向金陵事更哀”之语。(第五回)
6.贾母说:“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第三十三回)
    按:这是被以周汝昌为首的红学家对于“地点北京”引以为据的六条理由。所谓黛玉入都,并未直言北京,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笔法。红学家如何说是北京呢?第二条说贾雨村选了金陵应天府,即南京,但是,并未说他是在北京,而清代没有“应天府”之说,只能是指前明朝。若是写的前明朝的事,则又与作者为满族旗人撰写此书不合。第三条说到“老宅”,“大门外冷落无人”,似是说南京而非北京。但是,当时的南京、北京,岂能萧条到“门外冷落无人”?俞平伯先生也曾说到“都是没有人住着底铁证”,既是“没有人住”,那么,这说明作者写的不是南、北二京,而应该是某一被刽子手屠城之地,明末全国遭到屠城血洗之地最厉害的共有四处:一是湖广的荆王府所在地蕲州城,二是四川的成都,三是清军下江南第一站的南直隶的扬州,四是南直隶的嘉定。前两处为张献忠所屠,后两处则为清军所屠,若作者是满族旗人,不可能写到隐含此类屠杀事件带来的荒凉景象。若是曹雪芹隐曹家位于南京的家被抄后的景象,当时曹家位于南京的官邸私舍归了继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了,如此也讲不通,若用于北京则更讲不通。第四条贾敬“不肯回原籍”(指南京),“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羼”中的“都城”,并未直言北京,指的也同样应该是“中京”,而非北京。若作者是满族旗人的话,岂有将北京隐而不言之理?第五、六两条只是提到金陵和南京,按照周汝昌先生的理解,贾母如本在南京,如何还“回南京去”?这说明贾母当时是在北京。乍一看无不道理,但是,作者并未讲到说话人是在北京,所以,当是另有所指。可见,红学家将地点定论为北京,也只是凭借想象的推测,可是,推测并不等于实际,好比说作者是曹雪芹一样,也是站不住脚的。无可否认,虽然作者将贾府的地点写的不是在南京、北京,但是,事实上作者有将“贾府”隐喻大明和满清之意,如此还是直接地说到南京和间接地说到北京。但是,曹雪芹要是满族旗人,他何以不直接写到北京?他有这样隐讳或闪烁其词的必要吗?
由于红学家认为《红楼梦》作者为满族旗人北京人曹雪芹,《红楼梦》的地点写的是北京,正是由于这些荒谬之说在他们脑子里难以抹去,由此他们推导《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即北京的恭王府。看过《红楼梦》的人,差不多都将贾府、大观园看作是北京。也难怪新红学如此认为,这是因为完全是一种主观的见解作祟。甚至有学者将贾府、大观园说是在某街某坊,好像是亲历所见似的。
多少年来,红学界对于大观园的地点问题,与对于贾府、“都中”争论的观点一样,共有三派,一派说是在南京,即江宁织造府,也就是后来袁枚买下来的随园。一派说是北京的恭王府。一派说既不是南京,也不是北京,而在“长安”。持后一说的有圣美。圣美先生在《谈谈红楼梦地点问题》一文中,则明确地论述了《红楼梦》的地点,既不是金陵,也不是北京,在“长安”。“长安”在哪?谁都知道,该不会是现在的西安吧?现就主流红学家所说的地点是北京的恭王府,来谈谈他们是否说的有道理。
红学家都知道,北京恭王府这座豪宅的前身,它是乾隆间官至大学士的和珅当年所建的一座“违章建筑”,后来辗转归了恭亲王。除非像有索隐派所说的是写和珅家事,否则,若是写曹家事,何以写到恭王府?即便后来恭王府的建筑有某些类似大观园的东西,也是从《红楼梦》中附会而来。不说恭亲王生活于道光、咸丰年间,与所谓的曹雪芹时代(乾隆初年)相去甚远,单说红学家眼中的这位早死的曹雪芹是否到过当年权倾一时的和珅府邸。试想:当时地位显赫的和珅府邸岂是家道败落的曹雪芹所能出入?而《红楼梦》里所描写的大观园,为南方长江流域典型的山水园林人文景观,其中所描写的花草树木,几乎全部都是楚辞里出现的楚地植物,极少有北方的东西。诸如书中屡次提到的“荼靡花”、“红梅花”,更是南方才有的,不至于北京也有此植物花卉吧?且书中明明将大观园描写成是建在“山环水抱”这样的一个岛屿所在,如何能扯上北京的恭王府呢?况且有学者考证,例如,赵刚、陈钟毅在《红楼梦新探·二·北京恭王府是大观园吗》书中说,在乾隆初年,也即红学家认为所谓乾隆初年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年代,当时的恭王府原址还只是一片民房。这就是说,当时,和珅的这座豪宅还未修建。他何以将其作为文学背景来描写?赵刚、陈钟毅两位学者对于红学家的说法彻底来个否定,理由充足,原本早就应该引起我们的红学家重视,可是红学家们不予理睬。不说乾隆初年北京某王府没有这样一座规模极大的豪华府邸和园林景观,即便是皇御苑也未必有!试想一下,书中的“琳宫绰约,桂殿巍峨”这样一个“天仙宝境”般的寺庙道观所在,当时诸王爷府邸花园有吗?没有;紫禁城、皇御苑里有吗?没有。还有,书中“衔山抱水建来精”、“秀水明山抱复回”这样的地理环境,整个北京城有吗?也没有!既然都没有,红学家岂能信口雌黄?如果说是南京还有点谱,北京连一点谱都没有!可见,红学家说书中的“长安”、“都城”为北京,大观园原型为北京恭王府,也是难以服人。而根据种种迹象,书中的“都城”为作者假想中金陵,也即大明皇家园林荆藩苑囿所在地的蕲州城(详后文)。
第四大观点:说《红楼梦》是采取地道的北京方言土语写成。
大家知道,近一千年来,我国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从唐宋白话传奇到元曲,及至明清小说,都是在通行的官话,也即在北方话基础上写成的,非独《红楼梦》。尤其是元代以来到明清时期我国的政治中心一直是设在北京,当时的官话便是以北方话作为核心交际语言。这种在北方话基础上形成的“官话”,是广大的汉语各方言区的人们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当前我国推行的“普通话”,便是在过去的“北方话”或“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今天,被语言学家称之为北方方言。总不至于说北方方言就是北京方言土语吧?《红楼梦》作者为了世人都能读懂这部书,所以,他采取了当时流行的北方方言(官话)作为写作《红楼梦》的主要语言。但是,要知道北方方言并不等同于北京方言土语。可是,我们的红学家却说《红楼梦》是采用典型的、地道的北京方言土语写成的。这是否合乎事实呢?举例来说,如《红楼梦》一书,多次将“太阳”写成“日头”。“太阳”一词,原本为当时的官话通行称呼,而旧时北京、保定一带的方言则习惯称之为“老爷儿”或“大邑儿”。当然,也有从官话称作“太阳”的。然而,就是没有称作“日头”的。又如北京人在说到北京的某门时(除天安门等少数庄严的名词外),一般习惯在名词“门”的后缀都要添加一个“儿”字,如西便门儿,而书中将北京人称作的“便门儿”则叫做“角门”。还有“西门”、“北门”等,都没有“儿”词缀,若是采取地道的北京方言,岂有不带儿化词缀之理?又如书中将日常生活的消费从楚蕲方言称作“嚼(音jiào)用”,若用北京方言来称谓则应称作“挑费”,况且,北京方言从来没有“嚼用”一说;又如书中贾芸为求得一份工作,于是给王熙凤送礼物,若按照北京方言对这样拍马屁的行为,则应该写成“套瓷”;书中多次写到“抄家”、“抄了”之类的词,而旧时的北京人地道方言称抄家则叫“端了”,并无“抄家”一词;书中写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众人给她开玩笑,要是用北京地道的方言则应该是称作“逗闷子”,而不是书中所称呼的“玩笑”;书中写林黛玉喜欢生气、憋气,如用北京方言则应该写作林黛玉喜欢“搓火儿”;书中写贾宝玉“牛心”、“心实”,若用北京方言来表达,则是叫“死个膛儿”;书中将唠叨个没完称作“嚼蛆”,而北京方言则称作“得波”;书中写林黛玉多愁善感,动辄疑心别人说她,要是北京人写这样的话,则应该写成“吃心”,而书中并未见到一句这样的话;贾政骂宝玉、赵姨娘骂贾环,喜欢骂他们没有出息,要是用北京方言来表达,则是应该骂他俩“操蛋”;又如书中粗俗骂人的话中多见“放屁”一词,若用北京方言则应该写成是“拔塞子”;书中往往对上了岁数的老人谑称为“老货”,若用北京方言则应该称作“老家雀儿”;又如书中对傻大姐的谑称,若按照北京方言则应该称作“傻冒儿姐”;又如书中单聘仁(善骗人),北京方言将骗人称作“涮人”,若要是北京人来写,则会写作“单涮仁”;还有,书中的姥姥为江北方言,即外婆的意思,周汝昌先生所举出的出处为南方人著作的证据。可是“姥姥”一词,在北京方言土语里相当于“胡说”,为北京方言最为常见的骂人口头语,如北京人动辄骂道:“你姥姥的,你丫找抽呐!”北京人总不至于叫外婆为“胡说”吧?如果红学家就书中一个“炕”字而大做文章,殊不知乃出于文人笔墨,故意转移读者视线哪!如此岂能以理服人?而书中大量使用古楚地方言,准确地说,即楚蕲方言,以及使用为数不少的吴方言,抑或是较少巴方言,又作何解?例如,脂批系统本中出现的“先不先”、“贴烧饼”、“调歪”、“过逾”等,北京有此方言吗?除开昔日蕲州地区(今黄冈市鄂东地区)一带,谁人能懂呀?这样的一些极具地方个性、特性的区域方言,在《红楼梦》一书中,比比皆是。可见,书中极少有地道的北京方言,纵然有也是当时通行的“官话”,即北方语,非北京地区所独有。红学家岂能说作者是采用地道的北京方言写成的?如果将当时流行的官话,都认为是典型的北京方言,就认定作者为北京人,那么说,《西游记》、《金瓶梅》作者也是北京人哪,《儒林外史》的作者也是北京人了。《红楼梦》书中的方言,与晚清时运用正宗的北京方言写成的《儿女英雄传》比较起来,迥然有别。晚清时期,居住在北京的满族镶红旗人文康撰写的《儿女英雄传》,那才是京味儿十足的北京方言土语写成的。可以说,《红楼梦》前八十回没有一句地道的北京方言土语!总不能将书中那些流行于大半个中国通行的官话,都视作北京方言吧?如此说来,红学家说的《红楼梦》是作者“用地道的北京方言写成”之说,岂能说得通?!
第五大观点:说《红楼梦》成书于北京。
由于以上观点在新红学家的脑子里作祟,自然在他们心中,《红楼梦》写成于北京是理所当然的事。其根据是:因为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中吟有“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诗句(《四松堂集》抄本,诗集卷上)。于是俞平伯、周汝昌等据此认定,此乃曹雪芹著书于北京西山黄叶村的“铁证”。导致后来不少红学家深信曹雪芹在西山黄叶村著《红楼梦》。红学家为了证实曹雪芹著书于北京西郊西山的“黄叶村”,无不引用所谓曹雪芹的友人敦诚的诗句。殊不知古代的文人笔下的“黄叶村”多是用典。
有宋以来,诗人吟诗多有“黄叶村”之句,这是一般学者都知道的。如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绝句:“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苏轼诗集》卷十六),也巧,我少时在蕲州的一个亲戚家里,曾经见到一个他们家祖上流传下来一对白瓷帽筒,两个帽筒上面均画有一幅相同的山水,山水画上便是题有苏东坡的这两句诗。可见,旧时南方富贵人家多有此物,即便没有读过苏轼的诗句,相信知道苏轼的这两句诗的人也就不在少数。稍后有宋人方岳《三用韵酬诸丈》诗句:“家在江南黄叶村”,又有“黄叶村深僧扣门”(《僧至》),又有“雨外茅茨黄叶村”(《 简徐宰》)。陆游《枕上偶成》有诗句:“身寄江头黄叶村”,又有诗句“卧载篮舆黄叶村”(《夜行宿湖头寺》),艾性夫《 赠谈数陈改之》有诗句“投老江南黄叶村”,王铚有诗句“落照黄叶村”(《史纯父归余杭》),又有“黄叶村藏一溪碧”(《将卜山居寄怀》),诗僧释智愚有诗句“碧玉溪头黄叶村”(《 大功不宰》),曹勋有诗句“应住山前黄叶村”(《题张太尉画》),又有“家在县东黄叶村”(《天台书事十三首》)。金代赵秉文有诗句“黄叶渡西黄叶村”(《渔歌子》)等,不胜枚举。这就是说,敦诚的所谓“不如著书黄叶村”,无论是否对某一友人所吟,但极有可能是用典,而非真的指北京某地名。因为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名,应该会沿袭至今,可是,北京历史上从来无此地名的记载。可见,红学家的所说的曹雪芹著书于黄叶村之证据,以及断定“《红楼梦》成书于北京”之说,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不足为据。
    由此观之,红学家所立论的种种证据,其“硬伤”实在太多,没有那一条经得起检验,之所以经不起检验,关键在于他们研究作者的大方向错了,过于轻信、盲从地跟随胡适的错误判断,即将《红楼梦》作者定位为乾隆时期的满族旗人。长期以来,新红学家嘲笑索隐派是“猜谜”、“猜笨迷”、“牵强附会”,殊不知他们实乃变相的“索隐”,更是“猜笨迷”中的“猜笨迷”,“牵强附会” 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也更是发挥之极致。他们对于《红楼梦》作者的考证所引用的材料,由于多是讹传或后人伪造,故材料本身就存在许多的错误。这些材料中根本就没有一条算得上是直接证据,而都是晚出的、明知其不确、自相矛盾的,但由于流传甚久,故我们的红学家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未进行认真甄别,草率地将这些伪材料当做直证、外证或旁证,大肆发挥想象而加以附会,殊不知他们想象愈真、愈丰富,则距离作者考证愈遥远。岂有不错之理?因此,考证派红学家在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这条道路上,无异于南辕北辙。其实,考证派红学家所建立的这座巍巍红楼,当初在构筑之时就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楼”,这就注定了它迟早是有坍塌的一天,因为它的根基不牢嘛!
论者否定了新红学的满族旗人曹雪芹,并不意味着“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只是这位曹雪芹与书中的主角贾宝玉一样,乃清初遗民、也即曹寅的舅氏顾景星的影子,只不过他是顾景星的一个化名而已。这是因为,《红楼梦》书中的所有故事,若是全部放在顾景星的头上,则一切红学悬案、迷案都能得到解决!
说实在话,新红学原本早就应该对于蔡元培、潘重规等先生的某些观点引起重视,缘木求鱼行不通,则应该迅速更换一下思维方式,找到水边去寻“鱼”,将《红楼梦》的作者锁定为明遗老,如此缩小了范围,或许不会是像今天这样弄得如此尴尬,甚至早就考证出真正作者姓甚名谁、何许人也了。可是,他们居然撞了南墙,宁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这是他们固执己见造成的恶果。究其原因,由于我们的红学家大多缺少有革自己命的勇气,故在长达近百年的红学研究上很难突破。要知道,从事任何研究,要是不知变通,而一味囿于成见,终将难以出创新成果,甚至最终也是徒劳!
关于新红学有关《红楼梦》作者的考证,如今的学者要正确面对这个问题,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未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不像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因此,我们也不可过分地苛求和责备前辈学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尽管他们在红学定论上犯有极大的过错,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一概抹杀他们的功绩,尤其是胡适先生第一次把红学带到正当的学术研究的轨道上。周汝昌先生,将其平生精力都花费在红学的研究上,尽管最终是功亏一篑,但是,依然功不可没。还有,蔡义江先生撰写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1979年),冯其庸、李希凡等先生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等有关《红楼梦》等工具书,乃耗费诸多红学家心血的结晶,为读者读懂和理解《红楼梦》还是有极大地帮助的,也尽管其中有不少误导,但是,客观地说,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还有许许多多的学者,他们在红学研究上花了大量心血。尤其是他们在考证曹寅家事时给我们挖掘出了一个与曹寅交往至为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曹寅舅氏顾景星!因此,新红学家还是有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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