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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红学考证的盲从——与主流红学家商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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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7:43: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新红学考证的盲从
——与主流红学家商榷(上)
王巧林
    我很欣赏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部著作自序里的第一句话:“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著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此语不失为经典。《红楼梦》一书正是隐藏了一个明清交替时期这一特定时代的文化系统密码。
当年 蔡元培先生说《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这为我们研究《红楼梦》这部著作的“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指出了一个大方向。然而,以胡适为首的新红学(也即考证派)却全盘否定了蔡元培的这一观点。他们根据前人留下零星的讹传、甚至是将有伪造之嫌的一些自相矛盾的伪资料引以为证,首次将《红楼梦》作者定论为满族旗人曹寅之孙曹雪芹,似乎是说这部书并没有隐藏什么特定文化系统密码可言。同时,胡适还认为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个人小传、家传,于是,他写出了一篇数万言的《红楼梦考证》,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红学的第一人。也由此构筑了以“自叙传”、“曹氏家传”为核心的“新红学”这座巍巍红楼。也是从此时起,他将红学引入到一条行不通的歧途。当时,认同胡适观点的主要有俞平伯、顾颉刚、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等一大批学者。俞平伯先后撰有《红楼梦辨》、《红楼心解》等著作,后来周汝昌在他们的基础上,搜集了大量资料,广征博引,详细地论证了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族的兴衰,将红学当成“曹学”来研究,写下了洋洋40万言的《红楼梦新证》,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先后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专著高达47部,由此奠定了他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使他被称为新红学的主力和“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从此,诸多学者将胡适、周汝昌等红学家的观点当做了权威,非但不敢挑战,反而信以为真,此后的考证派几乎都是沿着这条错误的道路一路走下去的。导致了一大批学者始终未能幡然醒悟,就像是陷入很深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真个是:“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谁都知道,清乾隆年间,是我国历史上文网最为酷烈的一个时期,已知高达一百四十余起。文人吟诗写作,稍有不慎,便会被文网网中。清廷为了罗列罪名,多采取捕风捉影,屈打成招的手段,导致数以万计的汉族士子被清廷无端杀戮,乃至株连九族,抛尸剔骨。涉案被充军边疆者,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历史进入乾隆时期,“三藩叛乱”早已平息,此时民族矛盾日益缓和,清廷皇帝的龙椅业经稳如泰山,完全处于在一个和平年代。而顺、康时期,正是明、清异代之际,汉民族与夷狄满清的斗争依然非常激烈,很容易引起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情感。因此,《红楼梦》这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不可能诞生于高压政策极为严酷的乾隆年间,其作者更不会是满族旗人,它只能是诞生于清康熙年间,由汉民族持有民族主义情怀的顶尖文人所撰。
原本我写驳斥新红学诸公的文字是多余的,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实在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因为,我在《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2期所发表的《解开〈红楼梦〉作者的三大密匙》一文中,以及此前在梅玫先生主编的《红楼研究》2010年3月号的增刊中《一曲红楼梦  谁是梦里人——〈红楼梦〉作者简考》一文里,已经将《红楼梦》的作者之谜掀开了冰山一角,那就是明末清初时期具有霸才称誉的文学大家楚之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顾景星,也就是主流红学家所称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舅氏顾黄公。只是由于诸多学者,如蔡义江、欧阳健、杨建文、梅玫等学者告诫我,要立“顾景星说”,首先要“破”主流红学家的“曹雪芹说”,不破不立嘛!俞平伯先生也曾经说过:“殊不知主张新说,必须把旧的推翻了才成。”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其实,否定乾隆间满族旗北京人“曹雪芹说”,早就有学者尝试过,从潘重规到戴不凡,再到当今不少学者。也就是早已有学者“破”过。只是限于某些历史原因,他们未能“立”新而已。新红学之所以到了穷途末路,是因为在于主流红学家的考证存在极大的一个误区,即将作者锁定为一个近乎子虚乌有的旗人曹雪芹,而且,自始至终维护这一错误观点,从不服输,并且,极端抨击、诋毁一些颇具创新的观点。如此一来,我不得不撰写这篇繁文了,务请读者诸君见谅!现将新红学为代表的主流红学家的主要观点摘取数条予以批驳,以正视听。
新红学标榜着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他们的成果是怎样的呢?荦荦大端者,归纳起来大致有五:一、他们认为《红楼梦》作者为康熙间名士曹寅之孙曹雪芹,是书大约成书于清乾隆三十年左右;二、该书为曹雪芹小传、家传,甄、贾宝玉即雪芹,甄、贾二府即曹家,书中元妃省亲隐康熙南巡曹家接驾事,贾府、甄家抄家隐曹家被抄之事;三、书中大观园原型为北京恭王府;四、作者采取地道的北京方言土语写成;五、《红楼梦》成书于北京。
当然,新红学诸公还有一大观点,那就是“高鹗续书说”或“无名氏续书说”,由于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故只能另作专题论述了。
对于新红学诸多红学大家的这些观点,我一向不敢苟同。这是因为:他们的所谓根据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伪证”基础上的,或说都是依照一些靠不住的虚假信息。何以见得?这是因为,他们所引证的资料,以及综合他们的论述,无不自相矛盾。现不妨就新红学诸多红学大家的主要观点、引据的资料的正确与否进行一一鉴别:
第一大观点:《红楼梦》作者为康熙间名士曹寅之孙曹雪芹。是书大约成书于清乾隆三十年。
要解决曹雪芹是否为曹寅之孙,先要解决曹雪芹是否存在。要解决曹雪芹是否存在,不妨看看红学家关于曹雪芹的生年有两种说法和卒年更是有三种说法,是否合乎情理。现就主流红学家所研究的曹雪芹生卒年列表如下:
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生  年
卒  年
生  年
卒  年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
乾隆廿七年壬午(1764年),
卒时45岁。
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
乾隆廿七年壬午(1764年),
卒时40岁。
乾隆廿八年癸未(1765年),
卒时46。
乾隆廿八年癸未(1765年),
卒时41岁。
乾隆廿七年甲申(1766年),
卒时47。
乾隆廿九年甲申(1766年),
卒时42岁。
从以上表格可知,目前红学界关于曹雪芹的两种生年和三种卒年的看法,他们的证据从何而来呢?其中一条重要证据是来自甲戌本中的一条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红学家引以为证的所谓“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批语是靠不住的。因为,雪芹乃作者赋予特别含义的一个化名或托名,而不是作者的真实名号。按照此眉批中“芹”,当有两种含义:一为“雪芹”或“芹溪”,指作者;二为“芹”,即蕲州或蕲春,指地名,因为,在古汉语中“芹”即“蕲”,“蕲”即“芹”,二字是相通的。此批当为脂砚斋或畸笏叟所批,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没有争议的。然而,批语中的“壬午”,也非指乾隆年间的壬午,而应该是明崇祯年间的壬午,而“壬午除夕”与“癸未新年”同属于一个概念。因为,崇祯癸未正月二十二日张献忠屠戮了大明皇家荆藩国都所在地蕲州城。所谓“余常哭芹,泪亦待尽”,如何不是作者有感家乡蕲州城被贼寇屠戮而泪将尽呢?所谓“一芹一脂”,即作者和批者,作者假托两人,而实则一人,乃作者为了惑人耳目的虚晃之语。而“甲午八月泪笔”中的“甲午”,当是抄写者将“甲申”讹写成“甲午”。此亦乃虚晃之语。因为,他要告知读者,作者在崇祯甲申明亡前夕就死了,这部书与满清毫无关涉!同时,藉“甲申”来哀悼明亡,从而让满清无法看出其中隐秘。
假如这条提供雪芹信息的批语是乾隆间人所批,尤其是像主流红学家所说的曹雪芹的亲人所批,则应该不会出现一串串争论的疑点。谁都知道,古人习惯用天干纪年,被红学家说成是曹雪芹的亲人妻子或叔辈的脂砚斋或畸笏叟,他们怎么会将亲人死年弄错呢?尤其是像壬午除夕这一特定日子,更不会弄错!这说明只有一种可能,批书人应该是作者,惟恐一旦卷入文网,提前给他自己生前或死后开脱,实乃声东击西的虚晃之语。也就是说,这是一句故意扰乱人们视听之语。此其一。
其二,从主流红学家所引证的“外证”入手,曹雪芹的生卒年说也是靠不住的。所谓外证是来自书外的证据。最重要的是来自北京塾师张宜泉和满清王室的敦敏、敦诚兄弟等人诗文中的注解,以及他们同曹雪芹交往的信息,若根据张宜泉的“年未五旬而卒”,则曹雪芹死时年近五十岁。若根据敦诚从《挽曹雪芹》诗中“四十年华付杳冥”,说明他四十岁就死了。那么,他们根据前人这两条关于曹雪芹卒年信息的“提示”,再结合脂批本的“癸未除夕”(红学家认为这是乾隆间的一个“癸未”),曹雪芹的生年便是根据乾隆癸未上推49年或上推40年而来的。如此得出曹雪芹生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一种认为他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
既然张宜泉和敦氏兄弟都是主流红学家所说的曹雪芹至交,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出入?不是一年两年,而是相差整整十年哪!可见,此二说相互矛盾。这说明张宜泉和敦氏兄弟他们诗作中提供的外证也是靠不住的。甚至不排除极有可能是张宜泉和敦氏兄弟的后人,借他们的诗作造假,即根据甲戌本中的批语予以附会而来,从而曹雪芹友人来抬高他们的祖宗。因为他们之间的文字出入太大。否则,并非一人,而应该是两人才对。从上面列表可知,曹雪芹的生年和卒年存在多种说法,可知是靠不住的信息。导致红学家对于曹雪芹的生卒年的考证,谬误百出。即便他们所提到曹雪芹的信息是真实的,这位曹雪芹也不会是曹寅之孙,更不会是《红楼梦》的作者!
其三,从红学家的考证曹頫与雪芹的年龄上,同样也能看出诸多矛盾来。按照红学家的研究,曹雪芹的第一种生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也是目前最通行的一种说法。根据历史资料显示,被红学家认为曹雪芹的父亲曹頫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6年),这一点似乎也没有什么疑虑。因为,曹頫在其堂兄曹顒死后的康熙五十四年乙酉(1715年)二月,在康熙皇帝的直接主持下,过继给曹寅遗孀李氏作嗣子,并补江宁织造之缺。此时的曹頫仅仅是一个未满9岁的少儿。有清宫廷档案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三月初七日关于曹頫的奏折为证:
窃念奴才包衣下贱,黄口无知,伏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特命奴才承袭父兄职衔,管理江宁织造,奴才自问何人,骤蒙圣主浩荡洪恩一至于此,奴才惟有矢公矢慎,遵守成规,尽心办事,上以图报主恩,下以奉养老。
又如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年)六月二日曹頫请安折后御批云:
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我们无论是从1715年曹頫自称“黄口小儿”来看,还是从1718年康熙帝御批“尔虽无知小孩”来看,曹頫都是一个“少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红学家相信这一条信息是真实的,那曹頫则只大他的儿子曹雪芹九岁,如何能说得通呢?一个在1715年还自称“黄口小儿”的曹頫,何以能生出一个曹雪芹来?这不是荒唐到了极点了吗?可知红学家考证曹雪芹的生年第一种说法,也即1715年出生是靠不住的。
根据史料记载,曹雪芹若是曹寅之孙、曹頫之子,则曹頫于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被举报有转移家产之行为,雍正谕着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则曹家被抄家时雪芹仅为三岁,还不是诸多红学家所言的十一或十三岁。根据过去或当今诸多红学家所引光绪以前的资料,都是说曹雪芹为曹寅之子。如袁枚《随园诗话》、光绪间出版的《小说林》等,都是持此说。以年龄而论,陈林的《红楼梦》作者“曹頫说”,比主流红学家的“曹雪芹说”,要“合理”得多。然而,这同样是妄说。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曹頫留下何种诗文集,更不谈他具有写作《红楼梦》一书的文学功底的了。按照胡适最初的说法,惟有晚清民国年间杨钟羲在其《雪桥诗话》续集卷六说“雪芹为楝亭通政孙”,这也是胡适断定曹雪芹为曹寅之孙惟一的一条“外证”。原文如下:
敬亭(清宗室敦诚字敬亭)……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霑)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
杨钟羲的这段话是根据敦诚《鹪鹩庵笔麈》里的记载,只是多了一句“雪芹为楝亭通政孙”而已,这是一条被胡适先生所引并称之为的原始记载。而杨钟羲是近代学者,不说距离康熙朝甚远,即便是距离乾隆朝也同样甚远,完全是胡适同时代之人,说不定是胡适同他商量好的,达成统一意见后才写进书中的,亦未可知。即便不是这样,引用同时人的话能算得上“外证”吗?
好在胡适后来发现杨钟羲的“雪芹为楝亭通政孙”这句话是根据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一诗中黏贴的自注“雪芹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而来,而敦诚的这句话是值得怀疑的。根据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
我在《考证》里引的那首“寄怀曹雪芹”,原文题下注一“霑”字,又“扬州旧梦久已绝”一句,原本绝字作觉,下帖一笺条,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雪桥诗话》说曹雪芹名霑,为楝亭通政孙,即是根据于这两条注的。
按照曹寅卒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即便按照红学家推测的曹雪芹的第一种生年,也即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其还没有出生,岂能“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说明敦诚诗注笺条贴上去的“雪芹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不应该是作者原文中的注释。所以,欧阳健先生推断极有可能是后人所为,也即刊刻《四松堂集》的人做的手脚,因为刊刻者错误地推测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故在准备刊刻《四松堂集》的底本上贴上此注释的便笺,便于刊刻时增加这句话,以致后来人们所见到的《四松堂集》里有了这句添加的不确切的记载。换一句话说,若不是后人添加的、伪造的,敦诚所说的曹雪芹,应该也是敦诚的祖父辈,至少也是其父辈吧?而从他们之间的交往,极像是平辈,则敦氏兄弟与曹雪芹的交往是大值得怀疑的。
我们再来看看红学家关于曹雪芹的第二种生年说法,同样存在诸多疑点。若其生于1724年,则曹頫大雪芹18岁,从年龄上讲,这还不至于离谱。但是,这个生年却与他的著书年龄极不相合。因为,按照红学家所言甲戌本为乾隆间人所批,也即乾隆十九年的甲戌,即1754年,则距曹雪芹生年的1724年共30年。故红学家认为曹雪芹在20岁时便开始写作《红楼梦》,30岁时便完成了前80回,后28回或30回的书稿可能是在传阅中被丢失了,或只编有书目。也有学者说他实际上只完成80回。若曹雪芹真的活到40岁或50岁时才死,那么,最后的10年或20年他到哪里去了?红学家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试问,一个30岁的人,如何能完成《红楼梦》这部阅尽人间沧桑的巨著?实在是难以置信于人。按照情理,乾隆甲戌年《红楼梦》一书应该早已告罄,那还不是红学家所言正在批书人的手上点批。不是曹雪芹20岁开始著书,而应该是〇岁或10岁便开始了。也不是红学家所言30岁时已经完成了前80回或全部,而是10岁或20岁前便完成了。不妨举个书中的例子,从书中所提到的物品,显示该书非乾隆年间。例如,第七十二回写凤姐变卖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第九十二回写到一个做得贡品的“汉宫春晓”围屏和一个自鸣钟五千两银子,贾政说“哪里买的起”等。台湾的方豪先生于1944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考》(载《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1944年5月版),则系统地考证了《红楼梦》里的外国物品,包括外国呢布、钟表、工艺品、饮食、药品、动物、美术等,一一追溯其来历,指出其中之洋货大都是贡品,从而见出《红楼梦》中之贾府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方豪考证出其中的自鸣钟是最早传入我国的西洋物品,明朝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即带有此物,到乾隆时已普及士大夫家,已经不值钱了,但康熙时依然还相当珍贵。所以方豪得出结论说:“《红楼梦》之作必在乾隆前也。”根据方豪的论述,此自鸣钟应该是康熙年间的物品,自然作者也是康熙间人了。
谁都知道,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书,必定是霸才文学家,他的生卒年怎么会被弄得矛盾百出呢?如何没有人为其立传呢?像先秦至汉魏六朝的诸多著名文人,今天我们的学者大多都能考证出他们的准确生卒年来,何况是清乾隆时期的文人!假如曹雪芹真有其人,红学家引以为据的张宜泉和敦敏、敦诚等是曹的至交,他们的话如何相互之间有如此之大的矛盾?又何以不为这位“天下第一大才子”曹雪芹死后写上一篇祭文呢?这恐怕是说不过去吧?谁个文人心里都明白,能给曹雪芹撰写祭文或哀悼之文,他的名字日后一定会与曹雪芹一名并传不朽!可是没有。这说明张宜泉和敦敏、敦诚与《红楼梦》中曹雪芹没有任何关系!即便他们真的认识有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即使不是“李鬼”,此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仰慕曹雪芹而取此名的普通文人而已。从红学家对于曹雪芹生卒年考证上的五花八门、各执一词来看,可以断定,红学家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都是靠不住的信息。因为源于没有得到真实可靠的史料作支撑,仅仅是凭空妄猜而已。
这就说明,红学家关于曹雪芹的两种生年和三种卒年,曹雪芹乃曹寅之孙,以及《红楼梦》成书于乾隆三十年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红学家眼中的曹雪芹,此人绝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第二大观点:他们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隐其家事,也即自传、家传。甄、贾宝玉即曹雪芹,贾府、甄家即曹家,贾母即曹寅的妻子李夫人,贾政即曹頫,王夫人即曹雪芹的母亲无名氏,贾元春是以曹雪芹姑妈为原型的。贾府、甄家接驾为康熙南巡曹家接驾事。
如果说,《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小传和隐其家事,贾政为曹頫,王夫人为曹頫的妻子,那么,书中有诸多无法解开的谜团。比如,红学家眼中的曹雪芹,他是生于末世吗?他有过“补天”未遂的经历吗?假如他是生于末世的晚清,那还有可能。可是,他生于清初的呀!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经历,则不可能是他的个人小传。又如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一节,王夫人说到“夫妻分上”,贾政方长叹一声,泪如雨下。这说明作者既是将贾政(假政)隐喻满清的“假政”或“假正经”,同时,又是将其比作封建社会的假道学无疑。比方说,贾政身边的政客都不是什么好人,如詹光(沾光)、单聘仁(善骗人)、戴权(大权)之流,哪有一个好东西?书中其他不满贾政的话也是数不胜数,恕不详引。对此,当年支持胡适“曹雪芹说”的俞平伯先生,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红学家论述的矛盾。其实,著名学者潘重规先生,对于胡适当年的这些观点早就驳斥过,红学家似乎是无话可说,故多只好缄口沉默,惟有蔡义江、邓遂夫等极少数学者站出来作最后垂死的挣扎。
又如书中关于所谓“宽仁慈厚”的王夫人的描写,也是讥贬多于赞美。她害死金钏,撵走晴雯,导致晴雯最终病死,所谓“宽仁慈厚”难道不是反语吗?很明显,作者是站在金钏、晴雯这一边,而不是站在王夫人那一边。若是按照新红学家所说的曹氏自传、家传,曹雪芹会将他的父母写成如此这般吗?显然不太可能。
又如,若说贾元春原型为曹寅之女。按照红学家的考证,曹寅有二女,皆为王妃。红学家的根据是《永宪录续编》第六十七页载:“寅二女皆王妃。”于是,他们沿着这条线索苦苦寻觅,最后查证出惟有纳苏尔王妃曹佳氏姓曹,遂断定这个曹佳氏就是曹寅长女,即书中贾元春。于是说合元春为皇妃事。其实,没有哪一种史料明言曹佳氏就是曹寅之女,都是我们的红学家根据某些讹传的资料进行附会、推测而成的。他们还说,曹寅的次女夫婿先为“皇上左右侍卫”,后袭封王。我们要知道,清代的《永宪录》和《永宪录续编》,可以说是错误百出,附会的东西不在少数,像其它诸多关于曹雪芹的史料一样,极有可能是根据传闻《红楼梦》一书为曹寅的儿子或孙子所撰附会而成。若是撰写《永宪录续编》者知道真相的话,如何不在“皆为王妃”后,写上“长适纳苏尔郡王”,“次适某某郡王”之类的字样,难道是为了惜墨吗?不像。可见撰文者不知也。即便是曹寅真有一女嫁给了当时某一个王爷,那也是曹雪芹的姑姑呀,堂堂的姑姑何以在书中写成他的姐姐?这种辈分“乱伦”,岂是文才盖世的侄子曹雪芹所为?即便曹寅有一女真的嫁给某王爷为妃,也不会是贾元春的故事原型。因为,这样会令当时的八旗人讥笑。可知红学家的这条所谓的“外证”,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深信红学家难以自圆其说。
新红学的“曹氏家传”说,还有一条所谓的重要证据,那就是说书中提到的《续琵琶》传奇为曹寅所撰,他们说这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又一“铁证”。我们知道《续琵琶》也是一部无名氏的作品,该传奇以曹操赎蔡  文姬为主线,讲到蔡文姬在《制拍》-折中自弹自唱了自制的《胡笳十八拍》,来抒述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遭际,敷衍了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并描写了曹操的整个政治生涯。于是,红学家便以为该剧为曹寅所撰。他们的根据是曹寅同时期的刘廷玑所著《在园杂志》中获得的证据,原文如下:
(《续琵琶》)大意以蔡文姬之配偶为离合,备写中郎之应征而出,惊伤瘐死,并文姬被掳,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义敦友道,命曹彰以兵临塞外,胁赎而归;旁入铜雀大宴,祢衡击鼓,仍以文姬原配团圆,皆真实故事,实出《中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涂粉墨季,说者以银台同姓,故为遮饰……(中华书局,2005年版)
按:曹寅晚年与刘廷玑确实有过一面之交,红学家考证出有诗为证。但是,他们之间也并非无话不谈的至交,故刘廷玑对曹寅不是太了解。刘廷玑所言“说者以银台同姓,故为遮饰”之句的“银台”,即曹寅,是以其官职相称。这句话的意思是传说曹寅撰有《续琵琶》一剧,说话的人以曹操与曹寅同姓,所以,曹寅在戏中为其遮饰,意即粉饰曹操这个历史上的“奸雄”。原本这段话是刘氏根据传闻记录下来的话,而我们的红学家则信以为真。窃以为这句话真假参半。真的是当时确有一部《续琵琶》的戏,假的是非曹寅所作。之所以说它是假的,是因为乾隆年间坊间便有传说曹寅的儿子撰有《红楼梦》一书,而《红楼梦》里恰恰有《续琵琶》一戏的描写。因而,乾隆时人误以为该剧为曹寅所作,正好这戏一改曹操奸雄的正统观念,于是便推测该戏的作者为曹寅。然不足令人信服。若该剧是曹寅所撰,何以不见署名?而与曹寅同时期的友人洪升却在《长生殿》一戏,以及稍后的孔尚任的《桃花扇》等,则有署名,此其一。
其二,该剧作者在第二十一折开头缺页中缝处则有一行楷书写的“文姬归汉”四个字。于是,有红学家说,这四字同原钞笔迹迥异,显然系后人所加。即便没有这四个字,又怎样呢?谁只要看到这个传奇的名字都知道这是讲“文姬归汉”的故事。试问:“文姬归汉”故事意味着什么?这样一部在当时极关汉人历史事件和极为敏感的政治题材戏曲,岂是出自当时满族旗人高官之手?更岂是出自受康熙密旨在江南笼络汉族上层人士、负有“统战”工作这样一个特殊使命的康熙宠臣曹寅之手?若按红学家所言,似乎不是曹寅“笼络”汉人,反倒是曹寅被汉人所笼络,也就是曹寅向往“归汉”。用今天的话说,无异于说曹寅是康熙帝安排在自己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康熙帝有如此愚蠢吗?对于曹寅来说,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呀!曹寅糊涂到如此天地吗?无异于他自己设下套子往里钻,岂是官运亨通的曹寅所为?有这样的可能吗?身为满清要员的曹寅有如此胆量吗?写此戏曲者,其用意何在?难道他不怕被文网网中而杀头吗?红学家所举的清朝文人文集的传说中资料作为证据,曹寅撰写此戏曲的可能性有多大?此观点怎能令人信服?如果说是当时某一个明遗民所写,比如说,曹寅的舅氏顾黄公和友人尤侗之类的明遗民,则有些令人可信。因为,他们的诗作中屡屡有“文姬归汉”的感叹。如尤侗曾写过一曲《吊琵琶》的戏,《续琵琶》甚至可以说是《吊琵琶》的别名。总之,此戏曲非明末遗老不可为。其实,《红楼梦》中点戏点到这曲戏的宗旨,也是作者在此“归汉”上做文章,可见与当时的满族旗人无关。再说,前人已做过详细地考证,说于今藏于北京图书馆的《续琵琶》根本就不是曹寅所作。红学家此说岂不又是一大谬误?!
此外,红学家还引证了一条“内证”,那就是书中秦氏道:“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甲戌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树倒猢狲散,比喻所依附的靠山一旦垮台,依附的人也就一哄而散。典出宋代庞元英《谈薮·曹咏妻》:“宋曹咏依附秦桧,官至侍郎,显赫一时。……咏百端威胁,德斯卒不屈。及秦桧死,德斯遣人致书于曹咏,启封,乃《树倒猢狲散赋》一篇。”原本这句谚语,历代文人多有引用。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嘲回回》:“阿刺一声绝无响,哀哉树倒猢狲散”,明朝著名文学家徐渭在《雌木兰》戏曲中亦云:“花开蝶满枝,树倒猢狲散。”明末凌蒙初拟话本《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里多有此语。还有,古代的佛家的佛语也最喜欢用“猢狲”之语,故很多高僧语录里也多有此俗语。旧时,曹寅的舅父顾景星的家乡楚蕲地区人们更是习惯用此俗语。可见,这句话并非典出曹寅。可是,就是这样一句极为平常的谚语,红学家居然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年将“树倒猢狲散”作为一句口头禅,于是他的孙子雪芹刻意写上,寓意曹家的败落云云。可见,红学家所引证的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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