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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红楼梦 谁是梦里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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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7: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原载于2010《红楼研究》增刊)
从蕲州顾家同北京曹家的姻亲关系看《红楼梦》一书流传至曹家的可能
    一直以来,很多红学家在研究曹雪芹时,上溯曹寅的生平,得知曹寅称顾景星为舅氏,于是心存疑虑,蕲州顾家怎么同北京曹家是亲戚呢?这个疑虑不止周汝昌、邓之诚先生等人,而是有很多研究者普遍存在的疑虑,甚至百思不得其解。不少人认为,顾家是官僚世家兼理学名门,顾景星及其父亲都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其父何至于把这个妹妹嫁给满清贵族旗人为妾?当然,顾家主动将女儿嫁与汉军旗人曹玺是不可能的,但在社会大变革时期,诸多不可能也会变为可能!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大都知道曹玺的原配为孙氏,做过康熙帝的奶妈,这并不能等于曹寅之母就是孙氏,古时富贵人家的男主人三妻四妾多着呢。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曹玺娶有妾为顾氏,就连曹寅诗文集里也没有透露可供研究其生母生平的具体信息。大约是当年曹家嫡庶之争激烈,一如书中的夏桂花与香菱,以致曹寅羞于提起这些事情,故在其诗文集中未有明确记载。但是,无论是从顾景星子孙在相关传略中明言,还是曹寅晚年在《舅氏顾赤方先生拥图书记》中三呼舅氏也好,抑或是从顾景星本人与曹寅往来诗文中多次运用“甥舅”典故也罢,均显示出曹、顾二人为甥舅关系无疑。
    从种种迹象表明,顾家当年客居祖籍昆山之时被丢失一女,也就是说曹家强娶的可能性不大。然而,顾景星的幼妹又是怎样丢失的?不少研究者同样颇多猜测,有说是顾氏家族某一同辈女子,有说是顾家某一家奴出身的从顾姓的婢女嫁入曹家。此二说都不足令人信服。那么,真实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查《白茅堂集》卷四十六顾景星自撰《家传》,顾家自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二十二日起一直逃亡在外:先是全家险些被张献忠部下所杀,顾景星姑母刘贞节以头触石感贼,一家人幸而得免,即避居蕲州长江中央之鸿宿洲,又徙西塞山;四月举家下九江途中,景星的姐姐顾椐病卒;秋至江宁,姑刘贞节(顾永贞)又相继病逝;冬抵祖籍昆山,依族氏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昆山坚拒,清兵屠昆山城。顾家逃至泖淀湖;次年湖兵起,又逃回昆山城。四年中顾家颠沛流离,事故迭起。论者以为,景星的幼妹大约就是在避难泖淀湖途中失落的,即被牙子拐去,若干年后由牙子卖给曹玺为妾,其女身世极似书中的英莲,即后来的香菱。请看第一回:
    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内,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撤身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霄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
    蕲州旧时有正月十五元宵节,玩社火,搭台唱戏、玩龙、舞狮子、跳采莲船、观鳌山灯猜谜的习俗,极为闹热。这一天,不但是年轻人谈情说爱、老少赶集凑热闹的日子,而且也是僧道卜卦算命化缘的最佳日期。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二十二日夜,蕲州人刚闹完元宵不几天,一场鹅毛大雪笼罩四野,流贼张献忠率二百轻骑兵及上万余步兵,从蕲州城东北六十里的广济县城梅川长途奔袭,与荆王府内线联系好后,经符乾关,直接杀入蕲州城内,整整两百年产生过十代荆王的荆王府付之一炬。大约此前的一年或两年的元宵节,顾景星的父亲顾天锡背着年幼的女儿上街游玩,碰上某和尚化缘时对他说过“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以及上面提到的癞头僧口内念了四句言词之类的话。这与蕲州旧时的高僧、高道精通天象、占卜有莫大关系,不说僧道说话如此灵验,就是顾家人也无不如此,如顾天锡在“家传”《祖桂岩公》中记载:“四十年壬子,有星茀东北,公泣曰:‘吾固知之,儿辈三十年后,丁此变矣。’”(《白茅堂集》卷四十五)果然,三十年后明亡。可谓神异哉!亦如宝玉在《芙蓉女儿诔》中所说的“信矣哉”?癞头僧的一番话,与崇祯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夜大雪蕲州城被屠,以及书中英莲被丢的事完全相吻合,其所言“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可谓一语成谶。
    根据相关资料,顾家客居祖籍昆山为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到顺治二年(1645年)春,顾家实质上只过上整整一年的忙碌而艰辛的劫后余生的生活。先是清军屠昆山,顾家避难泖淀湖,大约就是在这次仓皇逃难中,顾家人有失防范,此女被牙子拐去,当时该幼女的实际年龄应该只有五六岁年纪,而书中甄士隐抱着幼女英莲遇上癞头僧的年龄,因为是在此前,大约此女当时在三四岁左右,至少会说话,又因顾家孩子都很聪明,且有大人般的思维。此推断主要是源于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也就是说其父曹玺与其母结婚当在上一年,当时其母的实际年龄大约在十八岁左右。据顾景星之父顾天锡撰《旌表刘贞节传》载:“十六年春,张献忠陷蕲州,予与景星掖姊行雪中,憩一空庙,贼至叱曰:‘何物老媪,讨早死?’姊曰:‘未亡人荷上恩旌表,恐混死辱朝廷,来讨一明白死。’以首触石,血蔑面,天锡及妾明氏、儿女争触石代死。”根据顾氏家传记载,顾天锡与妾明氏生有数女,多夭折,仅存二女,一女适朱爵,一女即当日顾家于昆山丢失的女儿,后适江宁织造曹玺。而此前的张献忠屠蕲城时,“儿女争代死”之“女”,必含此两女,这说明在张献忠屠蕲城的时候此女还未丢失,所以说,顾家幼女的丢失应该是在避难江南清军屠昆山之时。非但如此,就连顾景星这个二十好几的大小子也难以逃脱清军之手,将其捉拿带至军中,授其原职推官,远征闽浙,更何况其几岁的幼妹!
    数年后,大约就像书中说英莲养到十二三岁时被牙子卖入某户人家一样,被卖入驻守江南的驻军头目曹玺为婢。后曹玺因功回京任职内务府郎中,将此女带回北京,而顾家女阿二此时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不但容貌非凡,而且才华出众,这是因为顾家孩子,无论男女,幼时均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识礼当不在话下,景星三五岁时便是如此。于是,曹玺便收其为妾。大约顾氏与曹玺结婚时的年龄应在十七八岁,后来曹玺又返江南任职江宁织造,此是后话。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此女是在清兵南下时被劫掠,当时南下清兵主力即多铎率领的正白旗军,曹玺时应亦从军南下,更有掠得顾氏之可能。说是“劫掠”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书中的英莲自幼被拐卖沦落为婢,与顾家女身世相似,故应为拐卖,后由曹玺收房,而非由曹玺直接掳去。试想,即便是请军南下不可能将如此幼女带走,作为军人这是一种累赘,显然不可能。第二种可能或如书中娇杏,由封肃之流转赠曹玺,也就是牙子卖给江南某一富户人家,由某富户人家再转赠给曹玺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凭借顾家父子在江南士大夫及文人圈子中的影响,新知故旧较多,肯定能打听到此女的下落,只是女孩长大总是要嫁人的,无奈世道艰难,顾家人也只好作罢。这也是书中第二回,作者为何写到甄士隐的岳父封肃告之贾雨村英莲被丢失,贾雨村说道:“不妨,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回来……”此处“番役”自然是明末遗士眼中的满清军。
    如第四回,作者借门子之口说到英莲:“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疒计),从胎里带来的,所以我却认得。”如顾景星写于康熙九年的《薝卜辞》:“桂叶莲花作薝卜,玲珑珂雪成雕刻。美人浓睡向花阴,眦角眉心馆花魄。花妖引入璇妃殿,水剪银河落如霰。绡屏蝴蝶疑晓烟,同心绣带搭冰弦。(似缺一句)隆颅香重不成眠。”(卷十五)此处的“桂叶莲花”,作者用作占卜,占出“美人浓睡向花阴,眦角眉心馆花魄”,这与书中眉心中原有胭脂(疒计)的英莲(香菱)后来被夏金桂害死事情自然有些关联。由于当时正好是作者写《红楼梦》一书之时,且作者平素日吟诗善用“花魄”、“桂魄”之类词语,这与书中“桂魄流光浸茜纱”诗句意境又是如此相同。所以,景星在《先妣明孺人行状》说:“不孝侍大人客西湖,过苏堤,有六鹤随舟回翔哀鸣。一鹤止舟长鸣者再,坐客异之。不孝心动泪下,越十日闻变,则是日背儿。呜呼,痛哉!男一,即不孝;女一,尚未字。”这就说明当时其母死时,其妹尚在人世,只是当时年幼还没嫁人而已。此处“尚未字”,也就是待字闺中。虽然作者并未说被丢失,但是,这并不等于此妹待在昆山家里而没有丢失。从翻阅《武陵蕲阳顾氏家谱》,此妹不知所踪,要是嫁给汉人,自然作者会在家谱上载“女一,适某氏”之类的文字,即便当时没有写,后来也可以加上去的,可是没有,因为此妹嫁给汉军旗人为妾,自然不会上家谱。仔细查阅《白茅堂全集》及《耳提录》。我们知道顾景星确有一个避而不提的妹妹。不过作者取材于生活,将当年蕲州元宵节玩社火遇上癞头僧所说的凶谶,到“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霄佳节矣”的数年后“英莲”被丢失,同是元宵佳节,只是地点有异,一个是在蕲州,一个是在昆山。
    因此,可以认定顾景星家避难江南期间,确实被丢失一幼妹,从书中对英莲的描写可以得知。也因此论定书中的英莲,实际上就是作者以当年被丢失的幼妹阿三为原型的,而曹寅的生母便是顾景星的这位当年失落的幼妹。
    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曹寅的母亲为孙氏。其依据是《永宪录》记载曹寅之母是“圣祖保姆”孙氏,这样便有了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是因为《永宪录》是后人所撰,不了解实情,故从嫡母录之。再说,古人以嫡母为尊,嫡母也是母亲呀,所以,此说并没有错。关于寅母姓孙氏之说,实为顾景星与李氏一样,为庶子与嫡母的关系,曹寅非孙氏亲生子。再说史上没有资料记录孙氏家族精通诗文,而顾景星之姑、姊皆精诗词,善属文,故其妹幼时在顾家必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识礼是最起码的。曹寅幼时即崭露头角,人称神童,当与顾氏的薰陶教育有关。顾氏的经历.可能为其子曹寅的剧本《续琵琶》提供了创作素材。曹寅此剧一反清初理学家的传统,褒奖“失节”之女蔡琰,并有详细描绘战乱中妇女悲惨遭遇的场面和唱段,而蔡琰又被曹家祖先曹操所救,或都有所影射。按照康熙十八年顾景星参加康熙举行的博学鸿词科时,为外甥曹寅撰写的《荔轩草诗序》和《怀曹子清》诗中含蓄地道出甥舅关系,以及多次引用甥舅典故,顾氏当在此前已经去世,按清制:“凡嫡母在,生母不得并封”(《清史稿•职官》),故其子曹寅虽为官至三品。顾氏在孙氏生前并不能得到封诰,因为是小妾呀。即便是曹寅在官运亨通之时,顾氏可能始终未获封赠,故在曹氏家族中无论生前或身后她都毫无地位可言,这或许是顾氏姓名不彰的原因之所在。否则,事过多年顾家所修《武陵蕲阳顾氏家谱》当有记载。
    请看书中第一回,英莲失踪后,作者说到甄士隐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因《红楼梦》一书所写的故事多为顾氏家事,从“半世只生此女”来看,这是就英莲生母而言,即应是指作者生母明氏与父亲半世只生此女,而没有包含嫡母李氏所生两个姐姐。这是因为其嫡母李氏“中年多病,谢家政,终日垂帘,一炉一茗”,而顾景星的生母明氏又年轻漂亮,其父老年时自然与嫡母同床而卧的日子较少。从上面引用顾天锡在“家传”《旌表刘贞节》中所说到的“儿女”,就其明氏生女而言,便是顾天锡与明氏所生两女。再者,从“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诗句来看,作者隐喻的是张献忠屠蕲城事,而蕲州城遭屠之前,顾景星的嫡母李氏已死。书中英莲失踪后,甄士隐夫妻二人,“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可见作者写的是其生母事。
    从顾景星和曹寅之年龄分析,顾氏应是顾景星同胞妹无疑。曹寅在青年时期不敢正式承认顾景星为舅氏,不少研究者认为当时曹玺及孙氏健在,虽然曹寅在政治上已有一定地位,但正式承认明末遗士顾黄公为舅氏却是不明智的,不说冒犯宗法,亦当有碍大好前程,为“政治家”所不取。
    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如科,顾景星历经长途跋涉,好不容易辗转来到了京城。此次来京参加博学鸿儒科,这对于“天子呼来不上船”和“性因宜草泽,梦不到金门”的顾景星来说,实在是有违自己的心愿。之所以此次奉召来京,是因为完全是出于对时任湖北布政使的友人徐子星的尊重,也就是徐为完成特殊历史使命的一番百般劝说,而不是当今天子的号召力所起的作用,无奈只好轻车简从上车。对于能否做官倒是次要,顾景星并不稀罕,非常庆幸的是,却有幸见到康熙帝的御前侍卫官外甥曹寅,这是他来京最大的一个收获,对他来说,总算不虚此行。因为去岁,顾景星来京途中,经河南内黄时,因一阵眩晕坠轿折断了肩骨,在堂兄思葊所知的大名署疗养数月,有诗为证:《养病大名署中立春日口占和思葊韵》(复闻十一月某日圣旨):“堕车僵卧逾半月,门外马嘶都不闻。已作坠街瓦学士,谁为木手李将军。河边冰响风开冻,雪后春生如破云。有诏未容征士卧,长安车马正纷纭。”(卷十九)可见其傲骨性格。以至春节后,他才到达京城。加上来京后旧有的疟疾病又复发,外甥曹寅替其买药治病,顾曾赠一律《曹子清馈药》以示答谢。诗云:“韶光闭户恼不彻,况复病痁多晏眠。半红半白杏花色,乍煖乍寒三月天。药盌绳床尝废日,他乡逆旅动经年。世情交态寒温外,别有曹郎分俸钱。”(卷二十)而曹寅则以《春日过顾赤方先生寓居》一律作为回赠。诗云:“见因季子到阶前,堂上先生尚晏眠。逆旅药香花覆地,长安日暖梦朝天。开轩把臂当三月,脱帽论文快十年。即此相逢犹宿昔,频来常带杖头钱。”(《楝亭诗钞》)曹寅不负承诺,不但在舅舅离开京城前夕,将自己的官俸拿出一部分赠给舅父作为回家的盘缠,即便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也偶有将官俸寄一份给舅舅作为买酒钱。
    顾景星在京城逗留期间,曹寅将所作之诗集名为“荔轩草”,请舅父为之序。顾景星在《荔轩草序》中说:“荔轩草者,侍中曹子清诗集也。子清门第国勋,长江南佳丽地;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既舞象,入为近臣;今始弱冠,而其诗清深老成,锋颖芒角,篇必有法,语必有源,虽颠白齿摇,拈须苦吟,不能逮其一二,可不谓奇哉!不佞征车来长安,晤子清,如临风玉树……昔子建与淳于生分坐纵谭,蔗杖起舞,淳于目之以天人,今子清何多逊也?李白赠高五诗,谓其‘价重明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海内月旦,必以予言为然。己未四月朔黄公顾景星书于都门旅次。”
     观此文,完全是以一位极富亲情的长者身份来写的,从“即以赠吾子清”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至亲晚辈的一种爱称,不是嫡亲甥舅关系,初次见面何以有如此爱称?全文丝毫没有旧时文人的谦逊,而同样为曹寅《楝亭诗钞》作序,与顾景星同样名动江南、时年七十三岁的黄冈人杜些山,则口口声声称曹为“曹子”,署名为“些山学弟杜岕”;在明末清初,朱彝尊也算得上鼎鼎有名的人物了,而朱在《楝亭诗钞》序言中,也是称曹为“楝亭先生”,署名则为“秀水同学弟朱彝尊”;再看当时名士姜宸英,他在《楝亭诗钞》序言中,虽然没有象杜岕、朱彝尊一样,称曹寅为“曹子”、“楝亭先生”,然署名同样谦称为“教弟姜宸英”。
    以上三人无论是从年龄上讲,都要比曹寅大得多,完全是曹寅的父辈,甚至祖父辈,还是从学识来说,他们的学识也完全堪任曹寅的老师,可是,他们在曹寅面前如此谦逊,似乎谦逊过了头。这主要源于曹当时的地位显赫,又是故交顾黄公的外甥,并非才气超过他们。可见,从中也可以证实顾景星与曹寅是嫡亲舅甥关系,曹寅之母非景星嫡母所生之妹,更非远房。
    此次开博学宏词科,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及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硕彦奇才要皇上亲试录用。曹寅正在京负责接待工作。曹顾甥舅之交,主要就是在京的这段日子。顾闰章在《学余全集》跋中说:“岁戊午,先生以弘博征,该官翰林,时通政公方弱冠,称诗有‘寒山见远人’之句,先生尝吟讽不去口。” 曹、顾二人甥舅之交,主要就是在京的这段日子。
    曹寅的父亲曹玺,自康熙二年起出任江宁织造。曹寅自康熙九年起任御前侍卫,后逐升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到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在江宁,曹寅南下奔丧,这年冬,康熙下旨令曹寅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实际后来继任的是桑格,不知何故。
    也有人认为,说曹寅的母亲是顾景星的妹妹,可是顾景星又从未提起过她。他多次用典暗示自己是曹寅之舅,只是闪烁其词,却不肯直截了当地承认这个事实。其根本原因是:“其妹地位低微,并非正配,仅是曹玺之妾,正式承认这一点对顾景景来说是痛苦的”云云。其实根本没有说到点子上,难道作者不可以在其父亲或母亲的传略中简单地说上一句“一女,适曹氏”之类的话吗?难道汉人就没有姓曹的吗?其主要原因,论者以为主要是其妹夫曹玺为汉军正白旗人,且又是大清要员,蕲州顾家又是理学世家,历来贞节烈妇代不乏人,《家传》均详细记述并引以为荣,此妹不见于《家传》,自然是因她“失节”为旗人妾,有辱家声。关于顾氏的生平情况,尚未见文献记载。她大约生于明崇祯十四年前后。顺治二年清军屠昆山时,或在避难至泖淀湖途中被人拐卖,后辗转沦为满清旗人曹玺婢妾。如今中国姑娘若是嫁给外国人甚至感到自豪,可在在当时的清初,这无异于是当了汉奸,而顾家在蕲州又是有名望的大户人家,岂能容忍?但事出有因,也是无可奈何。对于顾家来说,这可是一件极为不光彩的事情,因曹氏家族加入满族旗人,这对当时大明遗民来说,满人乃夷狄,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外国人,譬如二战时期,假如一个中国女子嫁给了敌国人为妻,这对于其娘家人来说,那将是莫大的耻辱!顾家人自然是羞于提起这件事,然查遍《武陵蕲阳顾氏宗谱》而找不到其人。顾氏宗谱无载,当有其特殊原因。所以,顾景星自然也讳言而不书其人。后岁月流逝,旧痛渐忘,顾氏家族亦久已为清朝顺民,甥曹寅又“如临风玉树,谈若粲花”,“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既舞象,入为近臣;今始弱冠,而其诗清深老成,锋颖芒角,篇必有法,语必有源。”足增顾氏一门光彩。故其舅舅自然乐意与之往来,认其为甥。以至康熙十八年,顾景星北上参加博学鸿儒科时,在京城逗留数月,见到外甥曹寅之时,不敢直呼外甥,只是从诗文中引用甥舅典故,隐晦的道出其甥舅关系,而曹寅也是一样不敢直称顾为舅舅舅,直到顾景星去世后若干年,才称为“舅氏顾赤方先生”,因为此时,满汉民族矛盾随着岁月的更退有所缓解,汉满几乎融为一体。这样一来,曹寅当然可以大胆地呼顾为舅氏了。
    而到康熙三十九年八月,曹玺、孙氏当已去世。即便未死,也已到枯槁垂暮之年而不能理事,曹寅继任织造达十年之久,“圣眷优渥”,地位稳固.表兄顾培山住江宁织造府邸三年,带来其父遗嘱,让表弟出资付梓《白茅堂集》,这样一来,曹寅不妨趁此机会撰写《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以补当年见而不能呼舅氏之憾。一篇之中,三呼“舅氏”,情词切切,可见一斑。倘若顾景星与曹寅的母亲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关系,曹寅自然不会这样动情地来写这篇文章。顾培山赠曹寅有诗句“岂为骨肉爱,竟以胶漆论”,可以看出其表弟曹寅与其父之间乃嫡亲甥舅关系,只是由于政治原因,此二人只能当做如胶似漆的友人对待。
    顾景星记诵淹博,其诗文及词作皆名于当时。在京师时,再次同老友方孝标、宋蓼天、邵长蘅、施愚山、董舜民和耿篪伯等相聚,因其才高博学,在诸友人圈子中格外受到尊重。此年夏,顾即托病还乡。之后数年,也就是偶有诗文与曹寅互相遥寄尺素,以及曹给舅氏频寄“杖头钱”,也就是买酒钱,以及铜镜等物品。可惜此甥舅二人,此后再无缘一见,终成一大憾事。
    四年后的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顾景星作有《怀曹子清》五言诗,以怀京城旧谊。诗云:“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凤毛拟王谢,辞翰比应徐。伐阅东曹冠,官阶内府除。文章光黼黻,宾客满簪据。爱汝金蝉贵,偏当绣虎誉。周旋逢辇下,导引谒宸居。尝为余引龙尾道绮席邀春雪,雕鞍散直庐。情亲何缱绻,饯别倍踟蹰。老我形骸秽,多君珠玉如,深惭路车赠,近苦塞鸿疏。启箧长篇在,看云短发梳。日边人近远,离思可能摅?”(《白茅堂集》卷二十二)按诗中“老我”、“多君”二句明用《世说•品藻》王济其甥卫玠“珠玉在旁,觉我形秽”故事。一代名士张士伋序《白茅堂集》亦云:“而今直指使者巡鹾曹公为先生宅相”,宅相亦仅为外甥的代名词,似无别解。诗中将其二人至亲之谊情感,尽情泼墨于诗中。
    顾景星和曹寅舅甥二人,从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时晤面相识起,九年以来,间或有诗函来往,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二人往来书牍未能保留于世,然一直没有公开两人的甥舅关系,只是从其二人诗作中可以看出这层关系。直到顾景星去世的十四年后,即康熙四十年(1701年),曹寅捐资千金代梓《白茅堂全集》时,作有《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一文。作者云:
     “后己未二十二年庚辰,行年四十三,文饶四十有八,舅黄公先生弃世已十四年,寅出使莅吴十年,文饶三上公车矣。文饶下第,自都门奉遗像及海内名家诗赞,共一巨卷,投知己中丞宋公(按:指宋荔裳),抵苏州而还,过金陵使院,将买舟归黄冈。八月十七夜晚,厅画诺毕,振衣屡,秉烛炬,出像瞻拜,颧颊宛然,謦欬如在第,须鬓苍白稍异前时,问知,为后来追想补图者,中间人事不足述,感欢存殁,悠悠忽忽,何以遂至二十二年之久,而灯影徘徊,亦竟忘余与文饶之年,皆企于知,非不惑之间也。然自今以往,得观此卷者尚有日,虽寿至耄耋,子孙满前,亦终拳拳于二十二年前也。作诗慕庐韩侍郎、果亭徐学士、昆陵邵子湘,其余皆有闻而不相识,子湘亦二十二年前于舅氏坐中相识者,其云老辈,盖同就征之。山西傅青主、吴中李天生、长洲汪苕文、宜兴陈其年、宣城施尚白,文采彪炳,风流映带,神光奕奕,一时皆可想见者也。寅谨记。”(《楝亭文钞》)曹寅首次公开称顾为“舅氏”,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三呼舅氏”是也。
    曹寅字里行间,情倾于纸,对其舅氏是何等地敬慕和愧疚!他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以及替其诗文作序的名士,大多为在舅父顾景星坐中认识的,如宋荔裳、邵子湘、汪苕文、施尚白、姜宸英等,可是,这些名士都是明末遗老,而曹与其多有交往,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事情,那可是“政治立场”大问题!然而,曹寅一路官运亨通,不难想象,康熙皇帝想利用他和其舅氏顾黄公那些遗士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来笼络人心。
    根据《武陵蕲阳顾氏八修宗谱》卷首二录有顾景星第三子昌的《曹荔轩梓白茅堂集将竞感赋》一首,诗云:“和璧不世出,剖璞须奇人。珊瑚结海底,网取非柔纫。力大用必壮,鉴别识巧真。明公赋至性,挺特空群伦……岂为骨肉爱,竟以胶漆论。身令至通显,扬扢据要津。金闺总群彦,雅志获见申。古人不可没,后哲宁隐沦。庀工市枣梨,锲镂昆颖新。骊珠灿煤墨,玉版开嶙陈。思恸敬礼户,惜犹苦辛矧。同琪璧视忍,终榛莽无湮。”
    五十五年后,顾景星的孙子顾三经在给他父亲写行略时也说到曹寅与其祖父:“前与征君燕台雅集,舅甥契谊,遂捐千金,代梓白茅堂全集,历癸末,甲申始刊成。”更是证实了曹、顾二人甥舅这层微妙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曹寅生母确系顾景星之妹无疑,且至迟在康熙十八年已经亡故,因为康熙己未年顾景星参加博学鸿儒在京城时,从其诗文中可以反映出来。
    纵观曹寅的一生,同其相与过从的文人学士中,不少是对清廷不满的明遗民,如黄冈二杜、宣城的施愚山诸人,他们之间交往过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是那些遗老耆宿转变了立场,向官运亨通的曹通政攀附,还是曹寅出于某种原因向那些“隐居草泽”者的认同?当然是由于其舅氏顾景星这层关系。
    那么,该书何以流传至北京的曹家呢?
    论者以为,当年顾景星的第三子顾昌为付梓其父《白茅堂集》,曾南下金陵,大约此时将其父历经十载完成的《石头记》一书,作为礼物赠给表弟曹寅了。其证据何在?
    首先,请看曹寅《读顾文饶洞庭龙女诗戏题其后》诗云:“鬼神偏亦解相思,贝阙春愁十二时。不信柳郎成底事,虎头端的为情痴?(《楝亭别集•卷二》)”文饶便是顾昌之字,此诗为曹寅读其表兄“洞庭龙女”诗而作,也应该是曹寅看过其舅父《石头记》一书之后所作,因为书中的贾宝玉之多情与其舅父痴情的性格如同一辙,或许这是曹寅故意委婉地向后人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从此诗所表达的意思,可以看出曹寅看过《石头记》一书。曹寅借此诗作对其舅父痴情的一生发出一番感慨。否则,曹寅何以吟出“虎头端的为情痴”的诗句呢?我们知道曹寅任江宁织造时,其舅父顾景星已经去世多年。顾景星去世前的愿望是,希望儿孙们将其平生所撰、诸子搜集整理的《白茅堂集》付梓。他在弥留之际,嘱咐儿子顾昌万不得已时可以找那年轻有为的外甥,也就是比顾昌小五岁的表弟曹寅帮忙。而当时顾家非常穷,不说没有外出之盘缠,就连生活也无以为继了,顾昌晚年靠教私塾来糊口,一大家人日子艰难自不必说。那么,要请表弟出钱刊刻此书,再穷也得带点礼物什么的,人之常情嘛!可是,礼物从何而来?我们不妨来个猜想:于是,顾昌南下金陵,将其父亲花了近十年心血所写的一本奇书作为礼物送给了表弟曹寅,这部书在顾昌的心目中无异于无价之宝,价值连城,表弟曹寅自当喜欢。而曹寅得到此书后,果然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故每出行必携此书。作为后来担任江宁知县的袁枚记载此段话时,当是有根据的,其根据虽是坊间的传说,但此传说当不会是空穴来风。因为袁枚当时没有看到此书,只是听到坊间传说曹雪芹写有《红楼梦》,故将原本是曹寅的孙子而说成是曹寅的儿子。可见,袁枚当时没有见过《红楼梦》,故有此舛误。
    其次,再看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二中载:“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当误)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当时坊间所说曹公“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此书当是《石头记》无疑。试想,不是一部奇书,何来曹寅“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之说?顾景星的孙子顾湛露《皇清楝授文林郎顾公培山府君行略》(即顾昌行略)云:“(府君)去止金陵,晤银台曹公(讳寅,字子清,号荔轩,别号楝亭),公时织造江南,兼盐漕务察院,前与征君(按:指顾景星)燕台雅集,舅甥契谊,遂捐千金,代梓白茅堂全集,府君一手校正。历癸未、甲申,剞劂告成,征君诗文,始大行海内,然府君终以说字未寿梨枣为憾。”
    其三,曹寅出千金付梓《白茅堂集》,尽管是一个概数,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除念及当年舅父之情外,也不排除他得到舅氏遗下的一部奇书后的愉悦,故欣然允诺,慷慨解囊,以此作为补偿。从顾昌与曹寅表兄弟之间的关系来看,二人过从甚密,“燕台雅集”,只是遗憾的是顾昌的诗文多不见存。顾昌为请表弟曹寅付梓《白茅堂集》,南下金陵,从康熙庚辰到康熙壬午前后历经三年,二人多相唱和,有《西轩唱和诗》行世。曹寅与顾培山唱酬诗作较多,如《答顾培山见嘲》、《虎丘僧轩坐雨迟培山未至漫城》、《归舟和培山见答韵》、《黄山松歌•和培山韵》、《送培山之鹿城》、《夜饮和培山眼镜歌》、《舟中望惠山举酒调培山》等近十首之多。曹寅所交友人颇多,但在其诗钞中像录有与顾昌倡和如此多的诗作,则少之又少。顾昌在表弟曹寅捐千金代梓《白茅堂集》刻板快结束时,曾作有《曹荔轩梓白茅堂集将竞感赋》一诗。可见,顾培山对其表弟曹寅解囊相助之举心存感激之情,故而赋诗答谢。“丙戌冬,自江南载白茅堂锓板归蕲,仅越二十日,因病下血,而忽焉长逝。呜呼!”相信顾昌在临死之前,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高兴过,可以说他死而无憾!
    从多种迹象表明,最早得到《红楼梦》一书的是曹寅,而不是他的儿孙。不难想象,曹寅死后是书自然会落到儿孙辈的手里。曹霑从四岁时父亲事发后,长居北京,成人后,虽然家道中落,穷困潦倒,没有读多少书,但是,他或有祖父之遗风,不可否认,较好的悟性可能还是有的,毕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当他得到当年祖父遗下的一部奇书,就像当年祖父曹寅当初得到此书时的心情一样,玩味再三,百读不厌。或随手拿来进行过润色修改,亦未可知。遂一面抄写,一面将抄写好的章回送给友人阅读欣赏或点评,而诸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为这部书系其所作,且误认为雪芹便是其别号,这也是为何敦诚、敦敏兄弟,张宜泉等人在其诗作中提到此人之故。
    可见,该书流向曹家当是有根据的。
结论:
    纵观中国文学史,没有哪一部小说像《红楼梦》一样,有如此多的文学样式;在历代文人诗文集中,也没有一部像顾景星《白茅堂集》那样有那么多的文学样式,而且也没有一个文人惯常的写作风格如此“多面手”,这种“多面手”的创作并非偶然,其原因是顾景星个性使然和平生遭际所决定。如《耳提录•论诗文》载:“(府君曰):愚山病予诗文甚杂,予亦谓予不能如使君,笃信一家。”所谓不拘泥“笃信一家”,就是说他的诗文风格是多元的。在古代社会文人的眼中,风格多样或许是不足取的,这也许就是今人不知晓顾景星其人的缘故。他的一生,除“三都两赋”、“七启”、“七发”和“客难”等少数名篇没有模仿外,其余名篇无一不有模仿,尤其是唐人的名篇!这也是书中多有模仿前人作品之故。如《耳提录》载:“(府君)尝曰:三都两京,吾不难为之,正以古人牙慧,不必袭耳。吾之不拟七启、七发、客难,演连珠亦是如此。又曰:左太冲一赋,仍以迟至十年,盖古人书籍难得,不似今时易购,非是其才思之钝(傅盛斯曰:知人论世,真能尚友,即此可想见先生宅心之厚)。”非但如此,书中诗作的哀艳和含蓄与《白茅堂集》中的诗作,在内容和风格上,两者也是完全相同的。《红楼梦》一书的诗词曲赋及其杂体所反应的深刻涵义,一方面是反应明亡及其明末遗士的悲哀境遇,也就是明末遗士哀悼明亡的一曲挽歌;另一方面充分反映了作者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思想。书中所表达的便是红楼一梦,也就是作者对人生感到幻灭,通过所谓的“大旨谈情”,以及诗词曲赋等来营造出的一种空灵缥缈的气氛。
    顾景星的一生,是坎坷曲折的,除词曲另有集子被焚、只留下少量的词外,其诗文集所反映的文学样式,几乎囊括殆尽。说到小说,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虽说“文备众体”,然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它几乎将中国古代文学样式,面面俱到。诸如诗、词、曲、辞赋、歌、谣、赞,且善于自创词牌、曲牌,在顾景星的一些乐府诗中即可体现,如《红楼梦》一书中多有自创一样。《红楼梦》中的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歌行、骚体,咏怀、咏物、怀古、即事、即景、谜语、打油,限题、限韵、限诗体、同题分韵、分题合韵、应制体、联句体、拟古体,有拟初唐《春江花月夜》的,有仿中唐《长恨歌》的,有拟晚唐《击瓯歌》、《会稽歌》的,也有师《离骚》、《招魂》的等,每一种体裁的传世名篇仿拟之作都能从收录近数千首诗的《白茅堂集》中找到。同时,《白茅堂集》中还有歌谣类的“四字歌”、“六字诗”乃至“九字诗”的杂体诗等等。尤其是唐及其以前的名篇,多有效仿。从《红楼梦》众多诗作的风格来说,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古人作诗多是效仿一家,而顾景星则不然,其诗有如作者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借薛宝钗之口说道:“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 李义山之隐僻”等语,其实,薛宝钗的这番话是作者委婉地说出自己诗作风格博采众长、众家兼备。如当时名士何令远对顾黄公的诗评价说:“太白之放,少陵之严,长吉之精,浑乎出之。是真一代风骚之主,吾师乎黄公是哉!”可以说,中国文学史上除顾景星外,找不出第二个风格如此多元、体裁如此“众体兼备”,且能达到如此之高境界的文人。这也是《红楼梦》一书众体兼备和风格多元的主要原因,也是这部伟大而瑰丽的作品至今无人能及的主要原因。
    观《红楼梦》一书,无论是从书中大量的蕲方言、楚风蕲俗,还是书中的种种人和事,以及书中大量人名、地名、风物,还是那催人泪下用鲜血凝成的悲愤、悲哀诗句,均与顾景星多灾多难的坎坷人生经历有关,与其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有关,与其风流豪迈的个性有关,与其家乡蕲州被屠有关,与蕲州佛道文化有关,与蕲州中医药文化有关,与其亲人友人家事有关,与明亡有关,与清初政不通人不和及腐败没落有关,与作者渊博的学识有关!非曹雪芹所能经历和所能写出。《红楼梦》一书是一部明末遗老的国破家亡的血泪史。这也是顾景星的好友——华亭(今上海)人卢元昌,为何在《顾子在葺城两月便成千秋忽赋骊驹惘然话别聊叠三唱》一诗中所言及到的信息之故,堪可作证。诗云:“潇湘客子夜登舟,驿路萧萧雨雪稠。计到玉山回首处,停云片片落红楼。”(《白茅堂集》•卷十四)“潇湘客子”,自然是指顾景星,诗人已经明确地道出好友顾景星撰写有《红楼梦》一书,且说作者写的是昆山避难及明亡之事。
    因此,论者以为,《红楼梦》一书前八十回当为一代霸才顾景星所撰。再者,根据作者生平情况进行考证,该书当写于其晚年,即其父去世的三年守制期满结束后,也即康熙五年,农历丙午冬至康熙十三年这段时间,从构思到完成前后历经十年,且成书于作者家乡蕲州。
    本人学乏才疏,文史功底浅薄,非专业红学研究者,如此不免沧海遗珠,挂一漏万,理解上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以就正于方家,祈望红学大家和红学爱好者们批评斧正!此文仅作为红学研究开启一个法门,以期用作引玉之砖,待更多的红学大家、红学爱好者来研究、挖掘和补充《红楼梦》一书作者的相关信息,本人心愿仅此而已。(全文完)
主要参考资料:
《白茅堂集》(清•顾景星撰•康熙刻本)
《黄公说字》(清•顾景星撰•乾隆抄本)
《耳提录》(清•顾昌撰•乾隆刻本)
《楝亭集》(清•曹寅撰•康熙刻本)
《湖北通志检存稿》(清•章学诚纂)
《随园诗话》(清•袁枚撰)
明嘉靖《蕲州志》(天一阁藏本)
《蕲春县志》(顾常德、岳军等编撰)
《湖北蕲春民间文学》(上、下)(郑伯成编著)
《鄂东方言词汇》(卢克新、盛长生、陈树民编)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编撰)                                                                           
《武陵蕲阳顾氏宗谱》
《荆藩朱氏家乘》
《四库全书目录纪要》(清•纪昀等纂)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著)
《红楼梦考证》(胡适)
《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
《曹雪芹小传》(周汝昌著)
《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蔡义江著)
《红楼梦注评》(毛德彪、刘茂辰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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