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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醒时 金瓶梅绽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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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巧林 发表于 2015-1-14 17: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巧林
2015-1-14 17:18 1152 0 看全部
红楼梦醒时  金瓶梅绽开
——《金瓶梅》作者简考
作者:王巧林
    七、《金瓶梅》中独特的民俗文化及民间传说解析
    首先是丧葬文化。如第六回,“到天大明,王婆拿银子买了棺材冥器,又买些香烛纸钱之类,归来就于武大灵前点起一盏随身灯。”这与蕲俗人死点随身灯相同。又如同一回,“王婆抬了棺材来,去请仵作团头何九。但是入殓用的都买了,并家里一应物件也都买了。就于报恩寺叫了两个禅和子,晚夕伴灵拜忏。” 一面七手八脚葫芦提殓了,装入棺材内,两下用长命钉钉了。王婆道:“大娘子说只三日便出殡,城外烧化。”如果今天人们说人死送去火化不足为奇,这是因为哪个城市都有火化的殡仪馆,而早在四五百年前的蕲州便有此俗。而且火化场在蕲州城外的平顶山。所以,书中武大郎死后将其送到火化场烧去的说法,这与《红楼梦》中晴雯死后送到城外化人场去烧掉一样。再说,书中所言“随身灯”、“长命钉”均为蕲州人死习俗。所谓“随身灯”,便是在死者尸体和灵位之前点的灯,有“照着死者一路好走”之意。所谓“长命钉”,便是在收殓死者入棺时,合棺盖时所钉的钉子。
    又如第五十九回,西门庆的儿子官哥死后,徐先生将阴阳秘书瞧了一回,说道:“哥儿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时,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时。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丧,本家要忌:忌哭声。亲人不忌。入殓之时,蛇、龙、鼠、兔四生人,避之则吉。又黑书上云:壬子日死者,上应宝瓶宫,下临齐地。他前生曾在兖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夺人财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亲,横事牵连,遭气寒之疾,久卧床席,秽污而亡。今生为小儿,亦患风痫之疾。十日前被六畜惊去魂魄,又犯土司太岁,先亡摄去魂魄,托生往郑州王家为男子,后作千户,寿六十八岁而终。”此段话中说到“入殓之时,蛇、龙、鼠、兔四生人,避之则吉”之语,同样源于蕲州的道教文化。此俗一般由阴阳生或瞎子算命推算而来,一般来说,主要是指死者入殓日的时辰与某个年龄出生的人相冲,在死者入殓前要写上告示,于死者家附近的建筑物上张贴,予以告示。否则,若有人家遇不祥,则会惹来麻烦。
    又如铭旌题字。如同为第五十九回写道:前首大红铭旌,题着“西门冢男之柩”。又如第六十五回,李瓶儿死后的灵位上书:“故锦衣西门恭人李氏之灵”。再如西门庆死后,题了铭旌:“诰封武略将军西门公之柩”等,为什么这些死者题字的字数不等?这是因为蕲州的佛、道文化说人生历经过“生老病死苦”,所以铭旌、灵位题字要以“生老病死苦”五字循环,最终以“生”字落脚。这就是说,或为六字,或为十一字,或为十六字,或为二十一字,如此类推,这在顾氏家传里均有所表现,如顾景星的姐姐去世后,其父题:“蕲州顾重光长女长存之柩”,又如顾景星的姑爷死后,有司为表彰其姑守节,所建坊旌表题为:“已故童生刘钺妻顾氏贞节”等。此与蕲州佛道文化完全相合,可以说,非蕲地之人写不出此俗。这也是为何《红楼梦》书中秦可卿死后的铭旌有长达四十六字之故。
    其次是过节习俗。如第十六回,“一日,五月蕤宾时节,正是:家家门插艾叶,处处户挂灵符。”蕲州旧俗,有于端午节插蕲艾、挂灵符的习俗。又如第五十一回,李瓶儿正在屋里与孩子做端午戴的绒线符牌,及各色纱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儿。蕲谚云:“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红楼梦》有“蒲艾簪门,虎符系臂”之语。又如元宵节玩社火、观灯的习俗与蕲俗也完全相同。如第十五回,说到金屏灯、玉楼灯、荷花灯、芙蓉灯、绣球灯、雪花灯、秀才灯、媳妇灯、和尚灯、判官灯、师婆灯、刘海灯、骆驼灯、青狮灯、猿猴灯、婆儿灯和老儿灯等,这与旧时蕲州玩社火时所玩的名目繁多的灯极相吻合。其中“刘海灯”的描写,非湖广人莫属。因为“刘海戏金蟾”的故事最早便是流传于湖广地区,嘉靖、万历时这个故事大约还未流行到江浙地区。据湖北著名民间文学家郑伯成先生所编撰的《湖北蕲春民间文学》下编中,录有蕲地古代流传的一首民歌《闹元宵》歌词唱道:“正月里来闹元宵(呀呀哟),爆竹一放火焰高(喂哟一哟喂,呵喂,元加舍哟呵嗨),锣鼓闹嘈嘈(呵嗨)。”“走马灯儿涛涛转(呀呀哟),鳌山灯儿扎断腰(喂哟一哟喂,呵喂,元加舍哟呵嗨),龙灯又来了(呵嗨)。”“绣球灯儿就地滚(呀呀哟),麒麟灯儿高上瞄(喂哟一哟喂,呵喂,元加舍哟呵嗨),狮子又来了(呵嗨)……”旧时,由于荆王府的倡导,蕲州城每到元宵节,各种名目繁多的灯,蔚为壮观。
    第三是书中人物称谓习俗。如书中称西门庆的女儿为大姐儿,旧时蕲州富贵人家的独生女多称作“大姐儿”。这也是《红楼梦》中贾府上上下下为何称巧姐为大姐儿,同样也是诠释蕲州的民俗。这是因为,蕲俗:富贵人家的女儿生得金贵,原本应称“小姐”,贫穷人家女孩才称“大姐”,以“贱”寓“贵”,有好养大之意。故书中称西门庆的女儿为大姐儿。
    第四是关于书中的民间传说。如第五十四回,伯爵才安心,又说:
孔夫子西狩得麟,不能够见,在家里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坏了,寻个牯牛,满身挂了铜钱哄他。那孔子一见便识破,道:“这分明是有钱的牛,却怎的做得麟!”
作者为何讲出这个故事?这是因为旧时蕲州有个民间传说。
    相传孔子当年偕同弟子数人驾着牛车周游列国,一日来到吴、楚接壤的蕲地,时近黄昏,只得找个地方歇脚休息。他们一行数人来到山脚下的一座茅舍,他们刚刚睡下,隐约见到一道光直射过来,众弟子都感到惊奇,问孔子这是何征兆,孔子回答说:“不知也。”孔子也感到好奇,于是,穿好衣服同弟子们一道来到出光亮的地方,只见路边上一个草棚里,一只类似母狗的动物正在舔其刚出世的幼崽。孔子眉头一皱:“非礼勿视也!”遂转身便走,刚走几步,回头又见草棚内仍然亮光一片。孔子觉得甚是蹊跷,于是又令弟子们返回去看过究竟,弟子们一看,只见这幼崽头上长出一只独角来,身上满是铜钱般的鳞片,牛不像牛,狗不像狗。弟子们以为是怪物,就将这只幼崽抱给孔子看,哪知这动物见风便长,一会儿就长到五六尺高。更为奇怪的是,这只动物见到孔子后,朝其拜了几拜,于是,孔子抱起这只麒麟如获至宝。当时,孔子正在修《春秋》,当他获得麒麟之后,不再修《春秋》了。这便是古人所说的孔子修《春秋》,绝笔于获麟。后遂把《春秋》称为“麟经”。如金代马祖常《都门一百韵》有诗句“群儒修麟经,诸将宣豹略”。人们不仅要问,孔子获麒麟为什么从此绝笔《春秋》呢?根据晋代王嘉《拾遗记·周灵王》载,说孔子未出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本指孔子未出生的瑞兆,后来也用来泛指祥瑞之兆。就是说孔子如今已经得到瑞兆了,所以,他不必再费心思了。孔子与弟子们走后,蕲州人就将这座山取名麒麟山。而作者故意说成“孔夫子西狩得麟”,假如作者原汁原味真实地表达出来,谁都知道这部书是蕲州人写的。不难看出,作者曲折地将家乡蕲州的民间传说写入书中。
    八、《金瓶梅》中独特的方言解析
    要解开该书作者之谜,书中一些独特的方言同样显得尤为重要。或许有人认为以方言来揭秘该书作者是最靠不住的,最能体现出硬伤。持此说的学者往往认为古代的北方方言范围极广,很多地方的方言是相通的,其实不然。尽管《金瓶梅》一书,是摹仿宋元白话小说中的官话所作,但是,仍然可以寻到一些带地域特征个性的方言,这主要体现出蕲方言在该书中的诸多运用,就像《红楼梦》一样,还是可以寻觅到许多例句来。如书中第二十回写道:“西门庆更毕衣,走至窗下偷眼观觑,正见李桂姐在房内陪着一个戴方巾的蛮子饮酒。由不的心头火起,走到前边,一手把吃酒桌子掀翻,碟儿盏儿打的粉碎。”所谓戴方巾,说的是明代读书人的装扮。所谓“蛮子”,最早指的便是蕲人。因蕲地古代巴人沿长江东迁至此定居,故旧时蕲地被称为“五水巴蛮”,研究巴楚文化和巴楚方言的学者都知道这一说法。至今蕲地还有巴蛮街、巴河(今属浠水)等地名,故旧时称蕲人为“蛮子”,今或泛指湖北人,后来由此又衍生出有“南蛮”、“北蛮”之说。又如第九十六回的“八大仙桌”,简称“八仙桌”,为蕲地的一种四方桌子,较普通能坐十二人的饭桌要窄,只能坐八人,每方还设计有一小抽屉,漆上红色国漆,故名。此八仙桌为旧时蕲地人结婚时新房必备的桌子,富贵人家的女子出嫁或作为嫁妆。又如第八回,“写就,迭成一个方胜儿,封停当,付与玳安收了。”所谓方胜儿,便是一种斜方块形状,惟有蕲州人旧时有此叫法,这在《本草纲目》和《红楼梦》等书均能找出。又如书中称短暂夫妻为“露水夫妻”,称围巾为“围脖儿”,称爱偷东西的人“有些手脚儿不稳”,称人会说话叫 “小油嘴儿”,称什么都不知道为“三不知”,称软的东西为“蜡枪头”或“蜡头枪”,《红楼梦》中有“银样蜡头枪”,称垃圾窖作“洋沟”,称豆腐皮为“阡张”,称手镯子叫做“箍儿”,称私房物品为“梯己”等。又如书中的诸多熟语,如“就烧的成灰骨儿我也认的”,“不见棺材不下泪”,“举头三尺有神明”,“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的贴天飞”,“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等熟语,均为典型的楚方言和蕲方言。再者,书中用得颇为频繁的方言“达达”,虽然在今天的蕲州城似乎消失了,但是在蕲北的大别山里的部分山区至今依然保留了这句方言。
    古往今来,蕲人幽默含蓄是有传统的。书中的歇后语可谓多矣,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颇为少见。如“毛司里砖儿--又臭又硬”、“化子不见了拐棒儿──受狗的气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等,这在《金瓶梅》书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这类语言既是蕲州人的日常用语,又极符合蕲人惯常之幽默风趣的性格。不妨再举几例原汁原味的蕲地歇后语,如“八十岁老嬷儿穿红袄——落个远望”、“抱着金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裁缝掉了剪刀——光吃(尺)”、“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肚子里撑船——内行(航)”等,如此诙谐、幽默的歇后语,这在蕲春可以说比比皆是,随便一个农民能说上数百条乃至上千条,这不能不说蕲州、蕲春人擅长原创歇后语。再如蕲州人粗俗俚语,这在《金瓶梅》一书中也是较多的。如“扯屄淡”、“贼肏娘的小猢狲”、“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妇”等,充分体现了蕲人自古以来的流俗。
    至于书中间或出现的少量山东、江浙、云贵和闽地等方言,因作者祖籍昆山,顾氏家族历代与祖籍昆山族人多有往来,且其伯父顾问做过浙江寿昌县令、贵州道御史、陕西邠州知州、闽海监军副宪和江苏徐州兵备、浙江按察司佥事,驻严州巡按和福建左参政等,其父顾阙也曾做刑部主事、迁礼部仪制司,改南刑部员外,吏部稽勋司郎中、闽中宪副和福建按察司副使等职,当熟悉这些地方方言,而顾大训多少年来与其父、伯父生活在一起,当然也就能写出山东、江浙、云贵和闽地等方言的了。
    纵观《金瓶梅》书中的种种方言俗语和民俗,均与蕲州有密切关系。无论是日常口语,只字不识的农民也能说出,这些方言和民俗,蕲州地区的人至今依然如此。
    九、关于《金瓶梅》一书刊刻源流与蕲黄的关系
    《金瓶梅》的最早版本,乃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金瓶梅词话》一书。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四百多年来,一直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论者以为,当是蕲黄一代高士顾大训为该书特地取的一个笔名。这是因为顾家人平生无一例外的嗜好酒,且顾大训一生未做过官,隐居乡里,故有“兰陵笑笑生”的署名。而这本奇书能完好地流传至今,得益于万历年间的麻城人、著名藏书家刘承禧。而不少研究者,明明知道刘承禧是揭开该书作者的一个关键人物,不知何故却很少人去研究他,甚至索性绕开不提。
    刘承禧(?~1622年),字延伯,湖广黄州府(今湖北麻城市)人。他出身于麻城官宦世家,其曾祖父刘天和,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其祖父刘粲,父亲刘守有,都是朝中重臣。刘承禧于万历八年(1580年)中武进士,世袭锦衣卫指挥,与明嘉靖朝著名内阁首辅徐阶的曾孙女结婚。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其父被罢官,他受牵连,遂去职。于是,对官场不再抱任何幻想的他,流连于古玩书画,醉心于秘籍古器,特别嗜好图书收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极为珍贵的《三希堂法帖》中的《快雪时晴帖》便是被刘承禧收藏而能流传至今。刘承禧在题跋中留下“天下书法第一,臣家书法第一,诚稀世之宝也!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字样。当年,他将获得的《金瓶梅》抄本借给明代文学界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的兄弟袁中道阅读,袁中道遂将看过的部分情节内容,透露给著名学者沈德符,并津津乐道地称誉此书。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中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书,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臾书坊,以重价购刻……”袁中郎专门强调只有麻城刘延伯家中有全书可阅。由此可以得知,沈德符在与著名小说家冯梦龙交谈时谈及此书,当时,年青的冯梦龙即建议苏州的书坊老板以重金购得刘承禧家中的全书,方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金瓶梅词话》全本的刊本问世。因是年为农历庚戌,故史学家简称为“庚戌本”。可见,刘承禧在《金瓶梅》一书的刻印和流传功不可没。
    为什么刘承禧会收藏有《金瓶梅》呢?这是因为:刘承禧作为蕲黄著名的藏书家,一生酷爱收藏图书,经过他的手,还收藏了许多元曲原稿,据元代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元曲选》的编者藏晋叔在序言中所称:“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校订。”可见,《元曲选》中的许多曲目,都来源于刘承禧的藏本。那么,《金瓶梅》一书何以会被刘承禧收藏呢?这是因为顾大训的父亲顾阙做过嘉靖朝刑部主事,当与刘承禧的父祖辈为同僚,且又是老乡,更为重要的是,顾、刘二人同为蕲黄两大著名的图书收藏家,且从年龄上讲,不但是同一时代,而且都是蕲黄名士,当然彼此之间熟悉,或为忘年至交,亦未可知。前面讲到顾大训收藏有五万余卷八十一橱的书籍,手抄本一千余卷,这可不是一般的数目。可见,顾、刘二人均有收藏图书的癖好,可谓臭味相投。这样一来,顾、刘自然有联系。又因此书有大量的淫秽描写,作者也不愿在他健在之时,让世人知晓此事,即便是书中对于家乡蕲州地名的描写,也多用曲笔。再者,作者豪爽成性,晚年将其岳父冯尚书遗留给他的万贯家财散尽,遂至家道衰落,无钱过日子在所难免,交给刘承禧或能给他一笔不菲的赠金。于是,他将写好的《金瓶梅》原稿留在家里,另抄一本赠给爱好收藏图书的好友刘承禧,或曾再三嘱咐刘承禧不要明说系其所作。以致刘承禧当初将手抄本给是袁中道看时,采取迷惑手段,说该书是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这样袁中郎同沈德符也如是说,遂被沈德符记录了下来。
    其二,该书最初手抄本,或者是作者将另抄的一本全书交给同他一起戡乱贼寇的好友麻城人周弘谟守备,周弘谟又将此手抄本辗转到同邑名士刘承禧的手中,亦未可知。因为刘、周二人同为武将出身,且又是麻城老乡。
    以上两种推测,虽然没有可靠的证据,但是,完全有可能。因为顾大训与刘、周同属黄州府人,与周交往上文已经说过,无须赘述,而与刘的交往,从种种迹象推测是有可能的。否则,刘承禧何以得到此书的全本呢?
    曾几何时,央视《探索•发现》栏目说《金瓶梅》是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所撰。其依据是王世贞为当时最早拥有《金瓶梅》全书之一的人,以及王世贞之所以写此书,是因为其父王忬当年以赝品《清明上河图》糊弄严嵩,后被严嵩所害,王世贞一心想为父报仇,听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喜欢看带有情色描写的小说,于是就专门写就了《金瓶梅》送给严世蕃看,而在把书稿送给严世蕃之前,王世贞在书稿的每一页都涂上了少量的砒霜,严世蕃因此中毒而毙云云。如果像做客该栏目的诸学者和太仓地方官员所说的王世贞作《金瓶梅》的话,此说至少存在三大疑点。其一,假如王世贞父亲王忬是为此事被严嵩所害,果真如此,作为明中叶一代大文豪的王世贞一定会在其著作中讲到此事,而遗憾的是没有见到王在其家传或别的著作中有此相关的记录。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严世蕃事败时是“斩于市,籍其家”(《明史》),而非死于中毒。再者,作为嘉靖间大名士的王世贞不可能来写这样的书,你看古代的小说有哪一部小说是当代做过高官的大名士写的呢?没有。再说,王世贞一生著作宏富,而且他也死得较早,所以他也没有时间来写这部小说。其二,至于说李时珍当年请王世贞为《本草纲目》写序,将《本草纲目》搁置王世贞手里长达十年,于是王世贞就将“三七”写于《金瓶梅》一书中,这只是一种臆测,因为《本草纲目》中的“三七”为李时珍首次作为“发明”写入书中,历代医书均没有记载过这位草药,不说王世贞平生没有见过“三七”,即便是王世贞深懂医理,也不会将没有临床检验的草药写入书中,这似乎与当时名动一时的大学者称号不符,这样有失学者的严谨。而顾大训则不同,与李时珍同在蕲州城岛上,且顾、李两家系世交,又是瓦硝坝全胜坊的近邻,从《本草纲目》上的记载,李时珍家里栽种有三七的药材,顾大训当见过“三七”,这从旧时蕲州不少人家的庭院栽种有三七药物可以看出。顾大训或曾进行临床试验过,已经掌握该药的功效,如此则完全是有可能的。其三,假如该书是王世贞所作的话,那么,该书何以会流传至遥遥千里的麻城刘承禧的手中?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王、刘之间的关系。而民间传说,曾经任职过湖广布政使的王世贞确实获得此书手抄本,晚年曾与一昔日同僚讲过此书情节,其同僚某决定要手抄一本,而王世贞让这位同僚上蕲州抄去,虽是传说,当也令人可信。因为王世贞同顾大训的父亲顾阙为至交,从顾氏家传中可以看出,这也是王世贞为何有全本,以及何以会给当时的蕲州名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写序的原因。所以,论者以为,王世贞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著名史学家吴晗早在1933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认为作者绝不可能是所谓的“嘉靖间大名士”。吴晗的观点曾一度得到鲁迅、郑正铎等许多学者的支持。
    综上所述,无论从书中与顾家颇有关联的人名,还是从顾大训“经史百家,裨官小说,诵皆上口”的爱好,以及诸多蕲黄的地名、诸多蕲州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医药文化、佛道文化,尤其是性文化等,这是蕲州地区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不完全具备的,抑或是从其生卒年来考证,与该书出世的年代也是极相吻合的。以此足以证明《金瓶梅》一书为万历间蕲黄一代高士顾大训所作。再从作者平生未做官一直隐居乡里,因此,成书地自然也是在其家乡蕲州无疑。(全文完)
                                                       2009年12月写于深圳
参考书目:
《白茅堂集》(清•顾景星撰•康熙刻本)
《耳提录》(清•顾昌撰•乾隆刻本)
《湖北通志检存稿》(清•章学诚纂)
明•嘉靖《蕲州志》(天一阁藏本)
《蕲春县志》(顾常德、岳军等编撰)
《湖北蕲春民间文学》(上、下)(郑伯成编著)
《鄂东方言词汇》(卢克新、盛长生、陈树民编)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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