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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现南宋名将蕲州人余玠帅府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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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7:12: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重庆发现南宋名将蕲州人余玠帅府遗址(组图)
转载新浪网2010年05月23日01:23  华龙网-重庆晚报
一块刻有“淳祐乙巳、西窑城砖”的城砖,这种城砖在遗址上多次发现。
现代人在遗址上修建过楼房,现在考古人员绕过钢筋混凝土向下发掘。
考古人员向老鼓楼遗址周边发掘,希望能还原南宋时整个片区的风貌。记者 张质 摄
    本报讯本报独家披露“巴县衙门下可能藏着宋代解放碑”的新闻(本报5月10日报道)有了最新进展。昨日,国内考古学界正式确认:该处遗址是主城区已发现的等级最高、价值最大的宋代建筑遗存。它是南宋抗蒙山城体系缔造者余玠(即南宋抗蒙最高军事长官)帅府所在地。
  位于渝中区望龙门街道的巴县衙门,地下考古现场上月底开始发掘。该处小地名叫老鼓楼,按照考古学惯例,如今这个遗址被命名为老鼓楼遗址。遗址内建筑遗迹为一处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现存略呈方形,东西宽24.7米、南北残长24.3米。
  夯土高台建筑内部,用夹杂有小型鹅卵石的黄灰沙土夯筑而成,四周砌筑有护坡墙体,每层夯土厚0.02~0.11米。夯土层内夹杂有少量宋代涂山窑系的黑釉、彭州窑系的白釉及湖田窑系的青白瓷片,器型以碗、盘、盏为主。护坡墙体基础用大型长条石块砌成,已清理高度1.2米,未见底。护坡墙体以青砖砌筑,砖墙残高7.65米。四面护坡墙由下至上越来越窄,墙体呈79度倾斜。部分筑墙砖上有“淳祐乙巳东窑城砖”、“淳祐乙巳西窑城砖”等阴、阳模印铭文。
  现场考古专家介绍,高台建筑护坡墙层层收窄,内部夹杂鹅卵石夯筑的特点,与奉节县永安镇及合川钓鱼城发现的宋代同类遗迹较为一致。
前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博士、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光冀教授等知名专家抵达重庆,与本土考古学家会商,根据建筑规格、时间、衙署建筑和文献记载,专家们确认其为宋代官式建筑,是南宋抗蒙山城体系缔造者余玠帅府所在。
    余玠领导的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特别是钓鱼城堡垒,成功阻止蒙军第3次西征,使宋室延续20余年,缓解了蒙军对欧、亚、非等的威胁,在世界史上占据重要一页。
     ……
    首席记者:丁香乐
   
    然而,如此一位重要人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署名首席记者的丁香乐在“人物介绍”时,却将余玠的籍贯弄错了。原文介绍说:“余玠(1198-1253年)南宋抗蒙名将,字义夫,号樵隐,出生于浙江衢州开化县,1236年2月开始在蕲州抗蒙,屡立战功,官拜大理少卿,升淮东制置副使。”而据《宋史》第四百一十六列传一百七十五“余玠”条载:
    “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尝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时赵葵为淮东制置使,玠作长短句上谒,葵壮之,留之幕中。未几,以功补进义副尉,擢将作监主簿、权发遣招进军,充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
嘉熙三年,与大元兵战于汴城、河阴有功,授直华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玠提兵应援安丰,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进对:“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帝曰:“卿人物议论皆不常,可独当一面,卿宜少留,当有擢用。”乃授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帝从容慰遣之。玠亦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自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于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玠自入蜀,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权兵部尚书,进徽猷阁学士,升大使,又进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及召,拜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其卒也,帝辍朝,特赠五官。以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夺职。六年,复之。
玠之治蜀也,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宾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学养士,轻徭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蜀既富实,乃罢京湖之饷;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自宝庆以来,蜀阃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诧,进蜀锦蜀笺,过于文饰。久假便宜之权,不顾嫌疑,昧于勇退,遂来谗贼之口;而又置机捕官,虽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群小,虚实相半,故人多怀疑惧。至于世安拒命,玠威名顿挫,赍志以没。有子曰如孙,取“当如孙仲谋”之义,遭论改师忠,历大理寺丞,为贾似道所杀。”
    《宋史》是南宋之后的元朝文人撰写的,当不会有误。宋时,蕲州属淮南路,白鹿洞书院位于蕲州接壤的庐山,蕲州历代名士在此书院求学或讲学的较多,余玠“少为白鹿洞诸生”也符合常理。不仅如此,历代的《蕲州志》均记载余玠为蕲州人,并没有记载其父在浙江为官出生于浙江或祖籍为浙江,而且,他的墓址在今蕲春与武穴市接壤的太平山风景区横江(岗)山下,其在蕲春的后世子孙也多,我就不明白作者为何写成是浙江衢州开化县人呢?其根据何在?这样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如果是他的后裔从蕲春迁徙至浙江,也得有个来由,怎么如此草率呢?古时国史介绍人物时,往往从祖籍,而《宋史》没有说他的祖籍为浙江,更没有说他出生于浙江呀!可以说,这个不该发生错误而错误了,学者也好,记者也罢,总该尊重历史史实啊!希望学者、记者应以此为戒,再不要发生类似错误了,以免误导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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