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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天大谎红楼梦之曹雪芹与《红楼梦》(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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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6:25: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二节  曹雪芹与《红楼梦》
一、从曹雪芹所受教育来说他不可能写出《红楼梦》
    据周汝昌先生考证曹雪芹之生平,说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至雍正六年,其父曹頫获罪抄家逮问,家口回京,住蒜市口。曹此时仅仅只有四岁,直到乾隆五年,农历丙辰(1736年),朝廷赦免曹家各项“罪款”,家复小康。你看:其父被抄家,按当时大清律,不株连九族,也得充军流放,即便是看在当年曹玺、曹寅的份上没有杀头,也当很悲惨,其情可想而知。我们可以遥想当时的情景:一支骑着烈马、手举大刀的满清官兵,带上皇上的圣旨,将江宁织造曹家的府邸围得个水泄不通的抄家场面:一阵阵的犬吠声,长官扯开嗓门的吆喝声,乱哄哄的嘈杂声,还有曹家大小家眷失去荣耀后那凄惘的哭声……那么,四岁的曹雪芹是在怎样的惊恐中目睹这一切?每天夜里不做噩梦才怪呢!周汝昌先生还说,曹家刚回到小康,一场意外的案件又牵连到曹頫身上,那就是“康熙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曹家复被牵累,再次抄没,家遂破败,从此雪芹贫困流落”云云。不少研究者查阅当时史料,说曹頫被抄家封产,田地、房屋、奴仆,都赏了别人(注:曹家人口“赏给”了隋赫德)。试想一下,这十几年的时间,曹家两度抄家,曹雪芹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古今同理,一个幼儿的成长,最宝贵的莫过于三、四岁至十二、三岁这段黄金时期,可以说,曹雪芹错过了最宝贵的读书时期。不说读书,可以遥想当时他是在何种情况下生存下来的。即便是到曹家第二次抄家,曹雪芹这时大约超不过十三、四岁年纪,可以想见他是在怎样的恐惧中度过的?他有足够的条件来读书吗?没有。如果曹雪芹真个是从四、五岁上就遇上抄家,几年后又经历再次抄家,由此曹家一败涂地,穷困潦倒,那就很难想象他能写出前八十回的《红楼梦》,因为他太缺乏那种现实生活基础了。胡适早年考证《红楼梦》时为了赶上“曹寅时代的繁华”,硬要曹雪芹“早生”若干年,他以为非如此作不出《红楼梦》,正是由于他不知道我们今天已然了解的这些情况。
    再一点就是,曹雪芹四岁时,就离开了六朝故都南京,可以说,他对南京旧时的繁华、秦淮河的遗风余韵,以及苏、扬之地一概不知,既然他对这些一概不知,何以能写出诸如书中提到的诸多江南名胜的具体地理环境?如苏州阊门、百花洲等,甚至写得有声有色,而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曹雪芹游历过江南。不说他平生未出过远门,就是在京城这个文人成堆之地,不可能没有众多文人同其交往倡和,如果有的话,那么《四库全书》里一定可以见到当时众多文人在诗文集中提到此人,而且应该是有很多而不是极少,难道只有敦诚敦敏兄弟、张宜泉、脂砚斋等人吗?可惜曹雪芹其名不见经传。或许有人会说,古今中外很多有才气的大文人都是被历史淹没,其留下的伟大作品而不为世人知晓其名。这话原本不错,其实不然,如果说曹霑生活于乾隆盛世,当时的雕版印刷业非常发达,即便是他无钱刻印自己的诗文集,总也得有经济条件好的做官友人在流传下来诗文集中详细说到他。
    如果真的要是如红学家所说的如此高才的“伟大的曹雪芹”真能写出《红楼梦》的话,那他无论到哪里,哪里便有人请他题额吟诗,至少各地方志或地方官也会记载一些雅事,而他没有。像顾景星,当时的“江左三大家”,以及张公亮、周栎园、李渔、宋荔裳、徐子星、陈其年、卢文子、施愚山、二杜、邵子湘和余怀等一大批如雷贯耳的文人与其相交,无论他走到哪里,哪里的巡抚大人、布政使、地方太守,抑或是将军、县令,乃至普通文人士子,无一不是以尊贵的客人招待他,相互唱和,或索额题诗,撰写碑记,以记当时盛况,以得其片言只语而为荣。非但如此,当时名士请他写家谱序言、替父母或曾祖父曾祖母做寿写序的,也比比皆是。曹雪芹真的要是有能写出《红楼梦》一书之高才,即便是上面提到的《四库全书》和地方志的遗漏,那么,诸如民间姓氏家谱也会有一些间接地资料提到他,可是,一切无从查考。
    既然曹雪芹不具备写作《红楼梦》一书的一切条件,那为什么胡适之等众多红学家说是曹雪芹写的呢?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无非有四点。一是评点该书的人多次提及此人,然而,似乎评书人前后批点的话又自相矛盾,存在较大的疑点。二是书中贾府、甄府被抄与曹家事相合,三是太祖南巡贾府接驾与康熙、乾隆下江南担任江宁织造的曹家接驾事相合,四是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过曹雪芹撰有《红楼梦》一书。前一说为评书人的误判,第二说、三说应为巧合,第四说里有一个极大地误会就是当年袁枚对于曹寅一家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加之他本人没有读过《红楼梦》。他在《随园诗话》中说过曹寅之子写有《红楼梦》一书,这个信息误导了很多人,虽然后来有人更正为曹寅之孙,但曹雪芹名字人人皆知。尤其是在清代,有很多的人就是通过《随园诗话》中的话来确认曹雪芹著有《红楼梦》的。胡适撰《红楼梦考证》时,也主要以袁枚这句话作为重要依据之一来确定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的。袁枚和曹雪芹出生的年代相近。而《随园诗话》其中有一条云:“雪芹者,曹練(楝)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这一条大约写于乾隆五十二年或五十三年,离曹雪芹去世仅二十多年,袁枚却说“相隔已百年矣”。若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向上推一百年,即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其时曹寅还没有到江南的苏州或江宁织造任职,就连曹雪芹的伯父曹顒、父亲曹頫都没有出生呢,更不用说曹雪芹了。而康熙二十六年,正好是顾景星去世这一年,如果按此推论,袁枚这句话应该是有根据的,是否为当时人们传言《红楼梦》这书出世至今有一百年了。否则,曹寅与孙子雪芹,从年龄上说,怎么也没有相隔百年。所以,应该指的是书,而不是指的年龄之差。当然,胡适等人的根据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书中抄家、太祖南巡等事,与曹家略有巧合之处,认为这便是写的康熙事或乾隆事。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是世祖顺治南巡呢?顺治妃子佟佳氏之父佟图赖晚年定居江南,佟佳氏为他生下一个皇子玄烨,难道就没有下过江南拜见国丈?即便顺治没有下过江南,也有创作的基础呀!为什么没有看出作者所谓南巡是一种虚构或假托呢?这种虚构或假托便指的是舜帝南巡事。《史记》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所谓南巡,或许指的就是“舜帝南巡”,因为在顾景星的诗文中多次提到此典故,这与其忠君爱国思想有关。再者,胡适诸人还依据书中多条批语似乎暗示《红楼梦》一书为曹雪芹所作,如第二十七回林黛玉的《葬花吟》,甲戌本有批语说:“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下批。有客曰:‘先生身非宝玉,何能下笔?’噫唏!阻余者想亦《石头记》来的,故停笔以待。”“故停笔以待”,从字面来说,当然是作者将写好的章回送给批书人的,否则,何来“故停笔以待”?然而,批书人哪里知道曹雪芹只是抄书者啊!
    其次,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传》中还说到,曹雪芹的“科名”之有无与高下,也是无从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却记下过他是“贡生”“举人”或“孝廉”等说法。“孝廉”,就是“举人”的别称(虽然清代确曾举过“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举人和贡生二说中,我以为后者较为接近事实(注:贡生说见于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时代较早。举人说晚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亦取贡生说)。但也还不敢遽作定论(注:朱南铣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释》据《八旗通志学校志》中无雪芹之名,因此断定“曹雪芹不会是一个贡生,但也许……是生员,故志书不载。”我们再来一个假设,曹雪芹作为正白旗人的后代,即便他是中过举人的,若按照他们家当时的情况,不可能不去做官,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传》中说他“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结局”,这话是没有丝毫道理的。既然他没有念好书,怎么能考取举人呢?如果他真的中过举人,那他为何不去做官呢?就凭着父、祖的名望以及执掌江宁织造多年和接驾过康熙、乾隆皇帝多次的功劳,乾隆皇帝也得开这个恩!试想一下,尤其是曹家遭到数次大的变故,“衣食不给”,穷困潦倒。即便真的如此穷困潦倒,那他也该做点小生意什么的,不至于住在茅掾蓬牖的房屋吧?如果说是曹雪芹作《红楼梦》有这种可能吗?显然没有。
    既然红学家在查阅当年满清八旗子弟的科举考试名录,却没有发现曹雪芹其人。即使不是举人,也该是个秀才吧?可曹雪芹什么也不是。假如雪芹是曹霑的别号而不是名字,那应该能查出曹霑参加科举的名录来,遗憾的是同样也没有查到此人。既然从当时的读书名册上查不到此人,可见他不是正经的读书人,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什么也不是。既然什么都不是,何以冒出一个曹雪芹呢?又何以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大作来呢?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传》中,说曹雪芹是雍正六年才回到北京的,那时曹頫已被扣押拿办,家产已经抄没,京中仅留余房及少数奴口,而雪芹本人此时才不过是三四岁的幼童,还不到就傅的年龄。这就说明,他在江南时期,即使聪颖早慧,也还来不及受到什么较为正式的教育,而到京以后的家庭情况,也不会还有自请家塾的能力。他很可能是就读于族中其他支派下的家塾之中的。又按照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应该生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元1764年),也就是四十岁时便死了。以此推论,一个对江南六朝故都南京旧日的繁华几乎没有丝毫记忆的曹雪芹,在四十岁之前能写出一部《红楼梦》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实在难以取信于人。我想,周汝昌先生本人也会认为自己口是心非,恐怕周老先生私下同友人说实在是有违心愿的话吧,但是又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此说已经早已跟着胡适一样地说出去了,而今收回此说又觉得有失自己脸面。“脸面”价值几何?不少国人往往输就输在“脸面”二字上。假如周汝昌等诸多红学家真的要是都这样想的话,实在是有失学者应有的道德和谨严!古人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如果是一位正直的和有良知的学者,为什么不能收回有错误的结论呢?如此继续下去,实在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无疑是红学界的悲哀!同样也是中国文化学术的悲哀!假如中国的每个学者都这样的话,那我们中国的学术研究何以能向前发展?更谈不上跨越。这不得不引发人深思啊!
二、诸多证据可以证明曹雪芹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
    从二十年代的胡适到当今的周汝昌、冯其庸等众多的红学家,仅仅根据脂砚斋等人批点《石头记》时的几点误导信息,以及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前后自相矛盾的话,就可以断定是某人写的,实在是有失学者应有的严谨。极为荒唐的是硬要来个张冠李戴,说《红楼梦》就是曹雪芹写的,且写的是曹家事,为曹雪芹自传云云。因书中所写之事,如贾府抄家败落、接驾等事略与曹家事合,便以为是曹雪芹写的家事,其实不然,那只是一种巧合而已。现简要地试举几例,以正视听。
    第一,从书中篇首所言“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语来看,《红楼梦》的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所谓“批阅十载”,自然是有蓝本方可披阅,若此书为曹雪芹所撰,不存在有“批阅十载”之说,而应该说“历经十载,增删五次,完成此书。”不知道胡适先生当年何以妄下如此结论?实在是有些唐突。
    第二,用曹家亲友的话来证明曹雪芹未能写有此书。如与曹家有点沾亲带故的裕瑞就说过:“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改至五次,愈出愈奇。……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枣窗随笔》) 可见,裕瑞说此书不是曹雪芹所写,虽是传说,当有根据。如果说《红楼梦》一书是曹寅所撰,还稍有一点谱,这是因为:曹氏一门祖孙三代,惟有曹寅才学最高。若说是曹雪芹则连一丁点谱儿都没有。试想一下,曹雪芹有这种可能吗?没有!有不少研究者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所写曹家之事,说晚清时有人传说当年曹寅最喜欢说“树倒猢狲散”的话,因不知曹寅看过此书,当然见到书中的“树倒猢狲散”之语,殊不知此语为典型的蕲谚。
    第三,批书者所言“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内大有文章。如第十三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的约法三章的五条家规,甲戌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悲痛血泪盈面。乾隆二十四年庚辰眉批: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此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
    按此推论,三十年前的作书人有可能是曹雪芹吗?三十年前的曹雪芹能有多大?按照周汝昌等人曹雪芹四十岁时也就是乾隆二十八年便死了的话来推断,庚辰眉批十四年前批的,往前推三十年就是雍正六年。试问:一个乳臭未干的三四岁小孩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书吗?实际上远远不止三十年,此三十年前当为一个概数,大约是批书人很早就知道有此书,所以只是一个估计,而三十年前正好是顾景星撰写《石头记》一书流入江宁织造曹家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及其儿辈生活的年代。由此也可看出评点该书的人有最初的评点人,还有更多的后来者在辗转传抄中不断地添加,故书中很多地方的评点有前后自相矛盾的痕迹。
    第四,从书中诸多地方大骂满清朝廷来看,不可能是曹雪芹所作。如第六十三回,宝玉说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叫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笑道:“我说你是无才的。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宝玉如此这般露骨地骂金人、蒙古人,可以说,世代受后金朝廷皇恩俸禄的满族旗人曹家的后代曹雪芹能做得到吗?断然做不到!而惟有明末遗老的顾景星做得到。又如第四十九回,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指史湘云)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小骚达子,为古时蕲州人骂金人和蒙古人的话,今天可能被视为民族歧视,但是在当时的封建时代,汉民族对其以外的民族多有这种称呼。因蕲州除明末遭到张献忠被屠外,史上还有一次大的屠城,那就是宋宁宗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仆散安贞率兵十万犯蕲州,前后围攻二十五日,当时婺州东阳人李诚之知蕲州,通判为秦钜(秦桧曾孙),二守率兵护城,然寡不敌众,最终城破,二守将阖家捐躯。李诚之阖家赴水死,被追封正节侯;秦钜引火自焚,其家人及奴仆也自刎,被追封义烈侯,蕲州人立庙祀之。南宋灭亡,蒙古人入主中华,是为元朝。明末张献忠屠蕲城后不久,清兵南下取而代之,国家灭亡了,蕲州人愤懑无比。作为蕲州人的顾景星饱经丧乱,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故在书中借林黛玉之口,说湘云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实际上这是作者大骂满清!而不是像有的红学家说这是骂蒙古人的口头语。试想一下,作为一个汉军旗人出身的曹雪芹,其父祖辈深受满清皇恩,他能骂出这种话吗?显然不可能。即便真是骂的蒙古人,曹雪芹也不可能!因为清朝满、蒙通婚的比比皆是,且大都是满清公主嫁给蒙古王爷的,蒙古王爷的爱女嫁入清宫为妃、为后的。曹雪芹时代,即便家庭败落,也不至于借机大骂蒙古族人呀!与上面的“耶律雄奴”一样,非惯常采取春秋笔法吟诗调侃大清朝的明末遗士顾景星不可为!
    第五,根据吴恩裕先生所著《有关曹雪芹十种》中的《考稗小记》曾说::“得魏君藏‘云山翰墨冰雪聪明’八字篆文,谓为雪芹所书。”“按篆文并不工。下署‘空空道人’有‘松月山房’阴文小印一方,刻技尚佳,见之者邓之诚先生谓为乾隆纸,而印泥则不似乾隆时物,盖乾隆时之印泥色稍黄云云。证据略显苍白。”按照此段话中,前后自相矛盾,难道康熙时或更早时期的明末就没有这样的纸?无非有两个结论,一是后人所托,一是真有其事,那就是当年顾景星晚年自刻或某个友人替其刻就;或者为其祖上遗物。其原因是顾家当年祖上之园林谓之“松园”,其松园命名的依据是园内有十棵古松而得名。据顾天锡撰《曾祖化之公传》载:“公讳敦,字化之,多隐德,苦读书。弱冠,为学生有声……晚筑松园,号迟松居士,唱和皆一时巨公,著《松园集》。”至顾景星南渡归蕲后筑白茅堂时,改“松园”为“窥园”。顾家之前既有松园,祖上又是信仰佛道,或许“空空道人”“松月山房”印章是其高祖所留下之遗物,亦未可知。
    第六,从大量史料表明,无论是曹寅,还是曹雪芹,均将曹操作为自己的祖人,如敦诚《寄怀曹雪芹》诗句云:“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睹蓬蒿屯。”此诗是什么意思呢?诗人是说昔日杜甫赠诗给曹霸将军,曾经说他是魏武帝曹操的后裔。您曹雪芹只怕是曹霸的后代,如今居住在杂草丛生之地。曹霸既然是魏武的后代,曹雪芹是曹霸的后代,那么,曹雪芹当然是曹操的后代。而书中将曹操归于王莽一类人物,如果《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所写,岂不是大骂其老祖宗?有这种可能么?显然没有。而顾景星在写给友人的文序中就曾将曹操、王莽归于同一类人物。
    第七,不少人认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其所撰《楝亭诗钞》中曾经有一首咏樱桃诗,其中有“瑛盘托出绛宫珠”之句,《红楼梦》书中第四十四回史湘云有“凑成一个‘樱桃九熟;”之语,可以证明曹雪芹当年写此书是套用其祖父之诗。殊不知是其祖父曹寅读过《石头记》后作有此诗。从《楝亭诗钞》中可以看出,其许多诗作的题目与其舅父顾景星一样的系列咏物,如咏樱桃、咏花和咏蚊蝇等。
    第八,从书中人物的题咏诗作的悲哀风格,以及“各省流寓不定”来推断,均可以看出指的是明末事、明亡事,而不是曹雪芹时代的事。如第五十七回,紫鹃笑道:“那些顽话都是我编的。林家实没了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寓不定。……”从“各省流寓不定”之语看,若生活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曹雪芹则不会写出,也不可能写这样的话。如果按照史学家和红学家们所说的曹雪芹所在的乾隆盛世不存在有“各省流寓不定”,而崇祯末年的顾景星生活的时代,各地不少名士流寓到江南,如顾景星好友黄冈人杜浚、杜岕兄弟以及福建人余怀等都流寓到南京,淮安人顾云臣流寓到苏州,并在阊门外半塘绕屋引水自隔;蕲州人王臣缙流寓到杭州为僧等。再如有人说永恩在其《诚正堂稿》中就有“和崧山弟”的《菊花八咏》诗,其八咏诗题是“访菊”、“对菊”、“种菊”、“簪菊”、“问菊”、“梦菊”、“供菊”、“残菊”,几乎和小说中一样。据此认定小说中的情节是以当时现实生活为依据,这话当然没错。论者以为,这是此人读过曹雪芹抄写给他的《石头记》而进行的仿作。又如书中的黛玉葬花情节,蔡义江先生说:“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似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难道还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吗?”这是因为蔡老先生不知曹寅阅览过《石头记》的缘故,以为是曹雪芹阅读过其祖父的诗后所受到的启发而写出“黛玉葬花”的情节。诸如此类证据还有很多很多……实在是难以尽列。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曹雪芹只能是作者顾景星的一个化名或托名,他应该赋予特别含义,即与作者的故乡蕲州被屠有关。只是阅览过当时《石头记》抄本的人,以为该书为曹雪芹所撰,故在书中评点时多次提到有关他的部分信息,这实际上是评论者有意向读者制造一种错觉。由此误导后来不少红学家钻进了一个死胡同而不能自拔。
三、《红楼梦》一书为何落入曹霑之手
    既然曹雪芹不是撰书人,那么,该书何以落入他的手中呢?从多种迹象表明,最早得到《红楼梦》一书的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这里有一大重要证据,那就是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二中载:“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当误)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论者以为,当时坊间所说曹公“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此书当是《石头记》无疑。那么,该书又是如何落入曹寅手里呢?
    首先,我们知道曹寅任江宁织造时,其舅父顾景星已经去世多年。顾景星去世前的愿望是,希望儿孙们将其平生所撰、诸子搜集整理的《白茅堂集》付梓。他在弥留之际,嘱咐儿子顾昌届时去找那年轻有为的外甥,也就是比顾昌小五岁的表弟曹寅。而当时顾家非常穷,不说没有外出之盘缠,就连生活也无以为继了,顾昌靠教私塾来糊口,一大家人日子艰难自不必说。那么,要请表弟出钱刻印此书,再穷也得带点礼物什么的,人之常情嘛!可是,礼物从何而来?我们不妨来个猜想:于是,顾昌南下金陵,将其父亲花了近十年心血所写的一本奇书作为礼物送给了表弟曹寅,这部书在顾昌的心目中无异于无价之宝,价值连城,表弟曹寅自当喜欢。而曹寅得到此书后,果然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故每出行必携此书,不是一部奇书,何来袁枚所说的“观玩不辍”?作为后来担任江宁知县的袁枚记载此段话时,当是有根据的,其根据虽是坊间的传说,但此传说当不会是空穴来风。因为袁枚当时没有看到此书,只是听到坊间传说曹雪芹写有《红楼梦》,故将原本是曹寅的孙子而说成是曹寅的儿子。袁枚写道:“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可见,袁枚没有见过《红楼梦》,故有此舛误。
    其次,曹寅出千金付梓《白茅堂集》,尽管是一个概数,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除念及当年舅父之情外,也不排除得到舅氏遗下的一部奇书后的愉悦。故慷慨解囊,以此作为补偿。从顾昌与曹寅表兄弟之间的关系来看,二人过从甚密。顾昌为请表弟曹寅付梓《白茅堂集》,南下金陵,从康熙庚辰到康熙壬午前后历经三年,二人多相唱和,有《西轩唱和诗》行世。曹寅与顾培山唱酬诗作较多,如《答顾培山见嘲》、《虎丘僧轩坐雨迟培山未至漫城》、《归舟和培山见答韵》、《黄山松歌·和培山韵》、《送培山之鹿城》、《夜饮和培山眼镜歌》、《舟中望惠山举酒调培山》等近十首之多。曹寅所交友人颇多,但在其诗钞中像录有与顾昌倡和如此多的诗作,则少之又少。顾昌在表弟曹寅捐千金代梓《白茅堂集》刻板快结束时,曾作有前面提到的《曹荔轩梓白茅堂集将竞感赋》一诗。可见,顾培山对其表弟曹寅解囊相助之举心存感激之情,故而赋诗答谢。
    另据《耳提录》中附载顾景星的孙子顾湛露《皇清楝授文林郎顾公培山府君行略》(即顾昌行略)云:“(府君)去止金陵,晤银台曹公(讳寅,字子清,号荔轩,别号楝亭),公时织造江南,兼盐漕务察院,前与征君(按:指顾景星)燕台雅集,舅甥契谊,遂捐千金,代梓白茅堂全集,府君一手校正。历癸未、甲申,剞劂告成,征君诗文,始大行海内,然府君终以说字未寿梨枣为憾。”“丙戌冬,自江南载白茅堂锓板归蕲,仅越二十日,因病下血,而忽焉长逝。呜呼!”相信顾昌在临死之前,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高兴过,可以说他死而无憾!
    不难想象,曹寅死后是书自然会落到儿孙辈的手里。曹霑从四岁时父亲事发后,长居北京,成人后,虽然家道中落,穷困潦倒,没有读多少书,但是,他或有祖父之遗风,不可否认,较好的悟性可能还是有的,毕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当他得到祖父当年遗下的一部奇书,就像当年祖父曹寅当初得到此书时的心情一样,玩味再三,百读不厌。或随手拿来进行过润色修改,亦未可知。遂一面抄写,一面将抄写好的章回送给友人阅读欣赏或点评,而诸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为这部书系其所作,且误认为雪芹便是其别号,这也是为何敦诚、敦敏兄弟,张宜泉等人在其诗作中提到此人之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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