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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天大谎红楼梦之“上锡天恩,下昭祖德”等解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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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5:23: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五、“圣恩普锡”、“仙寿恒昌”和“上锡天恩,下昭祖德”解析   
    顾景星与妻子萧瑜生共生有八子二女。其八子依次为普、畅、昌、晨、历、昭、时、昱。女二:玉玖、玉藻。
    首先来说说“圣恩普锡”。如第十三回,榜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恭人之丧。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运太平之国,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录司正堂万虚、总理元始三一教门道录司正堂叶生等,敬谨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伽蓝、揭谛、功曹等神,圣恩普锡,神威远镇,四十九日消灾洗业平安水陆道场”等语,亦不消繁记。此处“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当然说的是湖北,因湖北在华夏版图至中位置,暗示明亡从张献忠屠蕲城开始。“圣恩普锡”,明言皇恩普锡,锡者,赐也。实则是作者暗示其父顾天锡和长子普。
    又如书中第八回,通灵宝玉正面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此“仙寿恒昌”,当暗示顾景星第三子昌,因其子在八子之中才学最高,深得顾氏家风,故为其父至爱,父亲每出行辄带在身旁,即便是康熙十八年,顾景星北上京城参加博学鸿儒科,除家仆外,第三子顾昌也一路同行。顾景星何以钟情于此子?或许他认为此子最能传承其家学。请看顾昌第五子湛露(字仕缵)撰《皇清楝授文林郎顾公培山府君行略》云:“府君……同母兄弟凡八人,府君最为征君所钟爱,凡吟咏著述,无不示其意旨,宾朋宴会,无不侍登临,游历无不与征君,既以文章名闻天下,一时交,皆耆儒硕彦,以故见闻日广,而学问日增也。年十六,补博士弟子员,十八食廪饩,四十一始登贤书,屡上公车,卒不第,康熙戊午,征君力疾,赴召至京师,府君与俱征君辞疾归里,闭门著述。府君常在侧,间与藩台即山徐公往来倡和,亦左右趣氶。”(《耳提录补》)可见,顾昌为其父最钟爱。顾昌为父亲《白茅堂集》付梓立下了汗马功劳。
    再来说说“上锡天恩,下昭祖德”。如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时,其父贾政拜见之时所说的话:“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所谓“上锡天恩”,上锡,即天锡,为顾景星父亲之名。所谓“下昭祖德”,则有晚辈昭彰祖德之意,故说“下昭”,昭为顾景星第六子,显然是作者有意将其父亲天锡和第六子昭儿之名嵌入其中。顾景星为何将第六子昭儿写于书中?这是有原因的,是什么原因呢?据《白茅堂集》记载,顾景星第六子昭儿出生之时,幼寄养于广济一户王姓人家中,大概当时家里难以为继,又加上世事多变,实难养活的缘故,当初为这个儿子取名字时,大约就是取“上锡天恩,下昭祖德”之意,此“天恩”表面上是指皇恩,实指祖上恩德。或许是作者为了解开他萦绕在心里愧疚多年的一个“结”吧,如此也算是对此儿一点补偿。又如第十四回,(宁府)正闹着,人回:“苏州去的人昭儿来了。”凤姐急命唤进来。昭儿打千儿请安。凤姐便问:“回来做什么的?”昭儿道:“二爷打发回来的。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就回来。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太示下,还瞧瞧奶奶家里好,叫把大毛服带几件去。”作者为何安排昭儿陪林黛玉、贾琏去苏州?当是真有其事,因林黛玉生活中的原型萧瑜,其父萧将军驻守苏州,死后也是葬于苏州。大约萧瑜未死之前,其父或母在某次病危时,她曾带上第六子昭儿回苏州去探亲过。所以,作者将昭儿陪母亲回苏州探亲的故事写进书中。
    不难看出,顾景星有如此众多的儿女,唯独将以上三个儿子名字委婉地写于书中,当是刻意的。因普儿为长子,古人以长子为尊,写进书中是自然的事。第三子昌儿是父亲至爱,第六子昭儿是父亲欠了他的亲情债,可见作者用心是何其良苦!
六、“些山滴水”与顾景星友人字号
    古代文人往往在“些山滴水”、飞瀑流泉的地方吟诗作乐。如第三十七回,探春在招宝玉结诗社的帖子中说到“今因伏几凭床处默之时,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此处“些山滴水”,实质上是作者委婉地说出昔日黄冈的友人杜岕之号,因为杜岕早年在蕲、黄时是与顾景星齐名,且是顾景星早年认识寥寥可数的至交之一。杜岕,字绍凯,号些山,黄冈(今黄州)人。崇祯末居南京,虽然为蕲、黄及江南名士,然一生凄凉可悲,依靠龚鼎孳、曹寅诸友人救济活命。如杜岕在《楝亭诗钞序》的结尾署名为“些山学弟杜岕书”。当年杜岕自号些山,当是取“些山滴水”之意,乃微小之谦词。或许当年杜岕与顾景星诸蕲、黄友人,在黄州自家庭院或某友人府上的“些山滴水之区”吟诗唱和,便自号些山,也未可知。顾景星如此将友人字号写于书中,不露丝毫痕迹,谁也不知道是顾景星特意写的友人杜岕,从而可以在清初恐怖的文字狱中,既可以隐晦友人些山之号,又可以避祸。
    此外,如书中第十九回,“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此处“淘澄胭脂膏子”中的“淘澄”,当是作者隐喻至交陶澄之名。陶澄,字季深,原名季,又以字行,号昭万,布衣,宝应人,为明末清初江南名士,著有《舟车集》、《长江名胜志》等。其过东阿曹子建墓,有诗句云:“可怜衰草地,犹是建安人”,为时人所称颂。
七、“余庆”、“太虚”和“相如”与顾景星友人字号
    古人诗作中,运用“余庆”、“太虚”作字、号的当然为数不少,然《红楼梦》书中提到“留余庆”、“太虚幻境”和“秦太虚”,实际上,同样与上文“些山滴水”一样,为作者暗示友人之字号,此二人便是陈惺和陈云兴。
    作者为何将此二人字、号写进书中呢?因为他们同是明末遗士,且同是湖北老乡,同时又是作者最为哀怜的两位友人。顾景星为此曾作有《四哀》诗,哪四哀呢?一是金坛人王钅曾,二是金坛人邓列,三是荆州人陈云兴,四是荆门人陈惺。前二人为江南人,而后二人不仅仅是湖北老乡,而且是同属高才,同是铁骨铮铮的爱国志士,同是遗士中命运最为凄惨的,故将其写于书中。
    陈惺,字稚白,余庆令未上为茅山道士,后为僧,顾景星以此称其为余庆。请看顾景星《赠陈余庆》诗句:“男儿不得志,流浪复如何。贫贱妄相许,结交空白多。……”(卷六)《劝陈余庆(稚白)饮》:“山中梨栗次第熟,数朵榴花红欲烧。阶前碧桐雨已落,池里朱鱼喜自跳。恍惚别离才几日,可怜节叙不相饶。纵令为乐非吾土,肯放香尊与浊醪。”诗人在诗后加注:余庆者,友人陈稚白也。(卷六)再看《送稚白往篁川》(贺尚书招之):“我生识得三浮图,雪庵和尚李卓吾。贵州老尹昨奇绝,五十不见颔下须。为官遭际徒(岍,开换成且)(岍,开换成吾),为僧岂合空延伫。·……”(卷六)二人相互唱和的诗作较多。如第五回《红楼梦十二支曲》描写贾巧姐的曲中所谓“留余庆,留余庆……”中的余庆,非喜庆有余,而是积德后世之意。请看顾景星在《获神龟赋·有序》中“告我以好辞兮,曰君子之余庆”,与书中的“留余庆”意思略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善用“余庆”作为诗曲赋中的词句。再看《四哀·有序》之三:“陈惺江陵豪,须髯健如蕺。殿前斥奸相,观者皆栗魄。缁袍曩麻衰,泪与酒痕积。老病客黄山,苦遭阇黎厄。死无故人赙,岂有大夫箦?遗命理残书,周身当棺椁。何以为前和?高皇御制集。谁言日月光?不照君窀穸(奸相马士英也)。”(卷十六)陈余庆晚景凄凉,顾景星为此作诗哀悼,可见其非顾景星普通友人。
    又如太虚,书中有“太虚幻境”景名,又有秦太虚字号,作者表面写的是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之号,实则写的是友人之字。顾景星在《四哀·有序》之四的序中便提到:“陈云兴,字符公,一字太虚,荆州人,于潜令致仕”,诗句有云:“陈生令于潜,日饮不视事。狂来忽解组,辞家弃童稚。浪迹江湖间,卖药吴门市。囊中得百钱,呼庐即成醉。神仙托往还,童仆每唾啐。痴同屠赤水,褊类萧颖士。才高且孤愤,蚁视人间世。尝悔缨绂污,妄思形骸蜕。丹方刀剑录,簦担随所至。矢口骂佣奴,穷途竟遭弑。作吏非歹心,在官亦无愧。至今天柱碑,犹堕遗民泪。”(卷十六)陈太虚才高孤傲,作为遗民,然晚景如此凄惨,实在可怜。可见,书中的“太虚”二字,暗喻友人陈云兴其人其事。书中委婉地写余庆、太虚,同是作为《四哀》诗中所哀叹的两位湖北老乡,由此可见一斑。
    再如相如。中国历史上称作相如的人为数不少,著名的有蔺相如和司马相如,作者为何将相如写进书中呢》因为此人同样为作者友人之号。如第五十六回,书中借湘云之口,说到史上两个著名的相如:蔺相如、司马相如,乃作者故意而为之。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作者为何这样的情节呢?当是有缘故的。原来顾景星有一位名叫李恕的友人,其字号便是相如。如《赠李相如恕》:“老子犹龙后,神仙有邺侯。异人非不见,吾道岂难谋?太古山川在,随方杖屡留。白衣与仓狗,往事总云浮。”(卷二十六)当然,从顾景星的诗作中,与李相如唱和的没有以上二友人多,因其字号既寻常又特别,所以也将其写于书中,或许作者当年与李相如相聚吟诗宴饮时,说过类似湘云的一番话,亦未可知。
八、从书中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等名看“玉山风”余韵在书中的表现
    如书中第二回,作者借贾雨村之口说到“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等人名字。为什么作者会提到这几个人的名字?这是由于此三人为元末“玉山风”的直接参与和支持者,以及后来的效仿者。所谓“玉山风”,指的是顾阿瑛在《玉山雅集》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文风。倪云林为元末明初名士,唐伯虎、祝枝山为明中叶正、嘉间名士,此三人者均与顾家先祖颇有关系。从前面《白茅堂集》华亭沈麟所撰《跋顾黄公集》云:“当元代,玉峰有奇男子,曰顾阿瑛,名某,字仲瑛。其祖父万户侯。于仲瑛应袭,而耻不受。孙袭祖职,即仲瑛子也。以功益封户爵,钱塘县男,貤封三世,仲瑛弗屑也。倾家结纳风流,豪迈倾动东南。若杨铁厓、倪云林、黄叔明、张伯雨,皆其唱和友也。”由此可见,顾阿瑛所交之友皆当时名士。而倪云林便是顾景星先祖顾阿瑛友人之一。倪云林,生卒年不详,元末著名画家,有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美称,本名瓒,字元镇,又字玄瑛,别号荆蛮民、净名居士、朱阳馆主等,题名诗画时常用云林,江苏无锡人。倪云林的绘画艺术是中国文人画史中的典范与巅峰,也是古代绘画史里的传奇人物之一。如顾景星《为毛会侯题云林卷子》:“清风吹空山,落日下秋水。幽人识其意,徜徉图画里。展卷见倪迂,题诗报毛子。”(卷二十六)
    元至正十八年,顾瑛写了一首《自赞》墓志铭诗:“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当时玉山草堂遭乱兵洗劫,顾瑛的生命一度受到威胁,写这首诗,对于他来说有着自我总结的意味。他被后人称为是一个亦儒亦侠、亦僧亦道的时代奇人。闻名后世的“玉山风”是顾瑛一手倡导的结果。从而开创出一种堪称元末苏州地区文人风气的代表和缩影,不仅在当时倾动一时,而且对以后吴中文人的心态也颇有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而见之”,也表露出羡慕之忱。
    元末明初之际,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拓展,这一地区涌现出一股崇扬个性、肯定自我,与程朱理学背道而驰的士风,尽管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在地理位置上局限于东南一隅,但其迸发出的眩目光彩却是不能忽视的。风流儒雅、任情自放、清丽洒脱的“玉山风”,正是这种士风的体现。明朝中叶,江南士大夫对《玉山雅集》里所倡导的“玉山风”极为推崇,主要有吴中文苑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吴宽等人,他们大都对玉山雅集的盛况不胜眷恋,并且从他们身上见到“玉山风”的流风遗韵,沈周在当时甚至有“今之顾玉山”之美称。此四人便是“玉山风”所影响的代表人物。
    唐伯虎和祝枝山诸人,素来最崇拜当年“玉山风”的创始人顾阿瑛,因其风流豪迈之性感染了他们,且都同是不同时代的江南名士。唐寅 (1470一1523) 中国明代画家,文学家。字子畏、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吴县(今属苏州)人。少时发愤读书,青年时中应天府解元,后赴京会试,因舞弊案受牵连入狱,出狱后又投宁王朱宸濠幕下,但发现朱有谋反之意,即脱身返回苏州。从此绝意仕途,潜心书画,形迹放纵,性情狂放不羁,一如顾阿瑛。祝允明(1460-1526年),明代书法家、文学家,字希哲,号枝山,因右手多生一指,又自号枝指生。江苏长洲(苏州)人,出生于七代为官的魁儒家庭。与唐伯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顾景星深得先祖顾阿瑛风流豪迈之风,这也是为何作者将先祖友人倪云林及明代崇尚“玉山风”的江南名士唐伯虎、祝枝山诸人写于书中的原因。
    明末清初,顾景星与湖北及江南诸友人在一起相聚吟诗,便是延续先祖顾阿瑛的“玉山风”。非但如此,在《红楼梦》书中,作者借贾宝玉与大观园诸艳结社吟诗,如《咏白海棠》、《芦雪广即景联句》、《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菊花诗》和《咏螃蟹》等,无一不是作者刻意再现“玉山风”的遗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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