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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天大谎红楼梦之顾景星撰写《红楼梦》目的何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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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5:13: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二、作者写书的目的何在
    作者为何要写此书?其目的何在?
    明朝末年,国力衰弱,积弊难除,加上内乱外患,人祸天灾,接踵而至,外有后金的入侵,内有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路所谓农民军造反,尤其是张献忠于谷城叛变后,控制了湖广地区,为震惊全国的大事件。张献忠大肆屠杀蕲州、武昌及四川等地人口,造成了极大地恶劣影响。据顾景星第三子顾昌《耳提录·述丧乱》载:“府君曰:予自有生来滨(濒)于死者数矣,而风涛舟楫之险不与焉……例巡雉堞,漏下三鼓,更直旋家,则望见南楼上火作,犬声嗥嗥,知城陷矣。比晓,居民争以几案塞巷。予与先君,从楼牖中缒家人下,前与贼酋遇,与语释之(经按遇贼酋事,详载先世逸事),复遇贼,驱逼上城,时泥雪滑难陟。贼怒,以槊拟予曰:杀!予急举袖格之,袖阔风回槊绞,贼仆岸下,涂秽满面,予念贼起,予必死矣。贼起,振衣,反向予一笑,倒持其槊,筑予背上曰:走。走至楼下,则城北门也。”作者说的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二十二日夜大雪,漏下三鼓之时,张献忠率两百轻骑、步兵数万人从蕲州城以东六十里的广济县原县城梅川长途奔袭,由荆王府将校郝承忠接应,从浮桥关进入蕲州城岛,直接破西城门入城。顾景星作为儒生例巡城堞,值班刚回到家里,见到南门城楼上起火,顿时,杀声震天,间或着阵阵凄厉的犬吠声,梦中的蕲州城,从温柔梦乡里突然惊醒荆王府,映入眼帘的是一场血光淋漓、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蕲城被屠!于是,统治蕲州城十代的荆王结束了。幸好当时荆王府某将军得到报信从西门城墙上用吊筐放走了荆王、王妃桂氏及其世子,荆王潜伏蕲北山区,荆王妃母子及将军等人,在流贼张献忠队伍驰马至西门之前,连夜乘船至九江免于难。荆王府里其他的王爷、王妃、官员、守卫、杂役们及蕲州所有乡绅世族,乃至普通百姓等无论男女皆被押解来拆城,稍有反抗者均被贼杀死,顾景星的好友萧霁、州守唐世诏、乡绅官陕西佥事李新等死于难。好友蕲州江防副史许文岐被缚,数十日后也被张献忠杀害。意外的是,顾景星一家十六口也被张献忠手下的贼寇捉拿。顾天锡与姐姐顾永贞争相代死,以救家人性命,后顾永贞以头触石感贼,一家人免害。顾昌在《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中说:“岁辛巳,丁嫡母李太君忧。时饥疫相仍,寇氛四炽,贼张献忠等蟠结旁邑,日伺蕲城廓。府君(指顾景星)屡劝贞誉公,载先世书籍还吴,不果。先是总督熊文灿,挈献忠等十余营降贼过蕲,荆王止贼首饮,令走马后宫,与宠妃观之为戏。府君年十六,闻之,急谒州守唐公曰:‘熊公不得死所矣。献忠于诸贼最黠,不早除之,必贻后患。奈何既不为备,反令此辈得窥王宫虚实耶。’唐公色变,勒技勇入卫,周旋竟日而罢。明年,献忠果焚谷城,叛。癸未正月,屠蕲。戮王棺,虏其宠姬。”如此小小年纪,便能洞察秋毫,可见,顾景星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和胆识。此处州守唐公,指的是时任州守唐世诏,此后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唐时常邀请顾上城楼饮酒谈兵,可惜唐世诏和江防副史许文岐均死于张献忠屠蕲城之难。如作者写于顺治四年的《明故赠太仆卿江防副史仁和许公文岐》:“许远崇褒身后事,千秋忠义出清门。一丸弹压江城小,半壁孤撑楚寇繁。坐引终童书满架,兴高庾亮酒盈尊。伤心南人归来日,空吊睢阳一郡魂。”(卷六)诗后自注:“公驻蕲州,张献忠掠野,予尝上策,公就月夜引予登楼痛饮。援兵尽叛,城陷,公死之。”
    然而,顾家浩繁的藏书,以及顾景星少时所写的多部著作皆毁于张献忠屠蕲城,景星和父亲等只好怅然长叹,洒泪而别。
   从此,顾景星一家颠沛流离,一蹶不振。顾氏一家心有余悸,先是避难蕲州长江中央鸿宿洲一月有余,又辗转西塞山(今属黄石)两月,饥困无食,仆婢三四人叛去,靠顾景星与父亲砍柴、母亲偕同景星姐姐采野菜度日。四月举家下江南。先至九江,寓濂溪周道公祠。此时,恰遇荆王世子在九江,荆世子出来拜谒景星父亲,并赠送不少金银珠宝等物作为执弟子礼,后闻清兵至,荆世子及将军等逃难不知去向,当时舟绝不可行。如作者写于此时的《蕲陷后寓浔阳欲之昆山江路断绝》:“奔亡同汛梗,性命如鸿毛。天堑今知险,岩关何处牢。妖氛冲日月,鬼物集坑壕。结阵将军去,连城长吏逃。衣粮仅些小(浔阳人仅夺衣履,隋谣:“路粮无些小”),攘夺更前遭。杀戮原天意,凶残复此曹。中原全(土参)黩,边事败陈陶。窃恐龙蛇战,终成陆海滔。烧焚迷落照,征鼓乱惊涛。东望吴侬地,江头少一舠。”此诗写的便是当时在九江的情景。
    顾家人秋至江宁,寓上清河。适逢景星姑母刘贞节病卒,其母四日粒米不粘牙。冬抵昆山。在昆山,顾景星同家人一道开始了劫难之后的清贫生活。尽管当时受到昆山本房族人的热情帮助,但是如常言说的那样“久住故人疏”,顾家人总有寄人篱下之感。
    崇祯十七年(1644)九月,甲申鼎革,举行南畿覃恩试,顾景星有幸参加七省流寓贡生考试,御史陈良弼举景星第一。十月武英殿廷试,特授福州推官。顾景星有感积弊,面临国家在危亡旦夕之间,随上《敬陈四事疏》给弘光皇帝,直陈时弊,词旨恺切,却被通政官阻止不敢上。此事给顾景星极大刺激,弘光小皇帝的昏庸无能,前方有清军南下,直逼江南。此时,使者透露马士英希望顾景星归附于他的意图,遭顾景星断然拒绝,并严词怒斥,性格倔强的顾景星又代太学生上《阁部书议大行庙号》等书。未几,他愤然离开南京,只好去黄山白岳游历,归来过钱塘,谒县令族祖汉石公,与其说时事,失声痛哭,拟将淀湖为长隐计。
次年,清军直逼江南,昆山坚拒,清兵屠其城,顾家先避地淀湖。大片江山丧失,南明王朝岌岌可危,后方官场朋党倾轧,尔虞我诈,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令顾景星倍感失望。
    顺治三年(1646)丙戌,湖兵起,顾家又先入城。不久,当年太祖朱元璋打下的江山随着烟消云散,南明小王朝名存实亡。
    顾景星在江南避难期间,前后接触了不少江南本土或流寓到江南的不少名士,如有“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牧斋、吴梅村,龚鼎孳是老朋友就不必说了,另有诸如艾千子、张公亮、陶澄、周简臣、方密之、姜如须、曹秋岳、邵子湘、施愚山、余怀等,还有复社领袖张溥、几社领袖陈子龙,以及昔日湖广的故交佟国器和黄冈的杜浚、杜岕等。此外,当年在南京时,与龚鼎孳、张公亮等一道,在秦淮河、苏州等地还与当时名伶、艺人张燕筑、王紫稼、柳敬亭,以及柳如是、顾媚、董小宛、李香君等众多名妓交往,尽显秦淮风流。由此可以看出,顾景星所交之友,无论是在明末,还是在清初,都是如雷贯耳之辈,非后来的曹雪芹辈所能企及。
    顺治五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山东即墨人黄培诗案。黄培是明末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等诗句。被其家奴黄宽之孙黄元衡告发,黄培等十四人因此被捕入狱,遭处斩。同年,黄元衡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是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黄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方出狱。故《红楼梦》书中多采取寓委婉于讽刺之笔法。
前面已经说过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作为庶出的顾景星在其幼年的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也促使他更加有信心来写这部奇书。
    顺治七年春,顾景星陪父亲客居西湖,二月九日慈母死去,尊母遗嘱来年归蕲。顾景星一家将母亲灵柩寄放于昆山雨花庵。次年,一家三十余口扶母柩回到家乡蕲州,从此结束了近八年漂泊流浪的避难生活。然而,顾家人回到家乡蕲州以后,映入眼前的是蕲州城岛上百孔千疮,昔日全胜坊的家,更是断壁残垣,蓬艾萧萧,已经无处栖身,正如书中蘅芜君薛宝钗在《忆菊》中所吟诗句“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梦有知”一样,原来的旧家什么都没有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有幸得到不少好心的乡党帮助,总算盖起了一座竹篱茅舍作为暂时栖居之所。历经数年,又用黄泥筑墙,这就是后来被命名的“白茅堂”。然而,恰逢岁饥,没有吃的,顾景星与妻子一道偕同丫鬟奴仆采野菜度日。顾景星为此撰有《野菜赞》诗四十四首,以记当年之艰辛。
    其友人新建陈弘绪在《顾黄公诗集叙》中,讲述了顾景星的坎坷流离的生活。陈弘绪在诗集叙里说:“予友顾黄公,以神童驰声江汉,六岁作赋,十六作《宝剑篇》,作《龙池柳色听莺歌》,二十上疏江南,切谏移书,让相国贵大帅之不法者,较朔辈殆欲过之。不幸世乱坎坷,流离侘傺怆怳之致。一寄于诗,其忠君爱国,忧天悯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呜呼!黄公以彼其才,使得优游。”又如顾景星《为龚端毅公请祀浠川次子星韵四首》诗句:“一生萧瑟狂歌里,谁解千秋庾信哀?”“往往山阳横笛泪,年年春雨杜鹃来。”又如《夜话龚端毅公诗句用咏志感同子星赋四首》诗句:“对酒吟成断肠句,夜深歌彻即山楼。”鉴于作者历经乱世坎坷、亡国之恨,这样一来,作者便要借机泄愤,借写书抒发藏于胸中的一腔爱国情怀。若乾、嘉时期的当年满人,如明义、永忠、裕瑞、高鹗诸人所欣赏的只是书中的“艳情”,看不出其中的政治因素,看不出书中的反满迹象,更看不出当时汉人对亡国之恨所表现出的极大悲愤。即便是二、三十年代的不少文人,如胡适、俞平伯及至五十年代的周汝昌以及后来的不少红学家们,大多看不出这是一部反清复明的政治小说,看不出这是一部明末遗民的血泪史,以为这是曹雪芹所写家事无疑,于是钻进了一个死胡同,全盘否定当年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等人,导致一味地研究曹家,甚至将“红学”变成“曹学”,故近百年来红学除在研究其艺术性外,在其作者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上尚没有丝毫进展,原因就在这里。相反,他们还以为“硕果累累”。尽管蔡元培等人的研究有不少缺失,尤其是所谓本事之论的荒唐,言书中某人隐射某人,然他们是较早地认识到这是一部政治小说,非明末遗士不可为,而胡适之流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尽管其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走的也是南辕北撤之路,终究是与红学研究愈走愈远。请看第八回,作者借后人曾有诗嘲云:“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甲戌侧批:“批得好。末二句似与题不切,然正是极贴切语。”“极贴”在哪?批书者似是一知半解,没有说明,论者以为批书者前后自相矛盾,根本不知道其中意思,只好糊涂批上“极贴切语”,他那里知道这正是顾景星的经历,更不知道当年张献忠屠蕲城“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呢!不难看出,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源于作者年轻时代便饱经乱离之殃,饱受战争之苦和历经亡国之恨,也就是个人遭际,家庭遭际,明末遗士诸友人遭际。再请看其《夜坐》诗:“十觞不成醉,兀坐意难忘。花下春真短,灯前夜亦长。半生憔悴恨,都为乱离忙。江外传呼急,征夫又启行。”(卷十二)可见,作者之心声如此。又如《从秋屏杨公得蒋俟斋讣》:“浮生空阅世,老至况多悲。往往伤离别,年年哭故知。才闻江笔尽,人向杜陵衰。不识羊求侣,交游更与谁?”“哀极欲无泪,悲来声转吞。如何月梁梦,不到故人魂。冷落玄亭客,荒芜隔水村(鹭洲先生别墅)。论文推后进,惟有邵青门。”从以上诗句可以看出作者对国亡和战争带来的乱离可谓悲愤至极,而不少研究者为了吻合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将明明是明末清初时的“贼盗蜂起”现象,硬要说成是雍正、乾隆时期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此起彼伏的情况,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总而言之,为作者“忠君爱国,忧天悯人”的悲愤思想,欲藉此书一泄而快!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福临驾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皇太子玄烨即位。是年冬,明永历帝为吴三桂擒获,南明王朝彻底灭亡。儿皇帝康熙登基后,到处闻有兵变,战争连连,生灵涂炭,尤其是蕲、黄之地,位于长江之滨,旱涝频繁,老百姓穷困至极,饿殍遍地,满目疮痍,到处有逃难的难民。顾家人回到蕲州后实在是难以为继,如此怎么不叫顾景星憎恨满清朝廷?再如作者写于康熙十年农历辛亥年的《述忧二首》诗句:“忧国非布衣,布衣耻忧国。我本山中氓,生理托稼穑。丁年血泪尽,半百减精力。泛爱问寒喧,不察惨淡色。质陋杨子云,文非皇甫湜。”“人言政不修,天心怒掊克。”“帝德胡不明,人言未为得。道逢饥夫妇,十步五扶服。■辜■辜绷中儿,索乳声塞嘿。吾曹甘饿死,孺子何皋慝。皇天本好生,糊涂用蟊贼。朱门恣饮啖,狼藉不为德。”“追惟崇祯中,事往犹可忆。鸟啼大屋空,草满城门塞。皮存毛则附,尸行貌奚饰。”“再三告出言,凶荒祸何速。虚名有月报,官廪无斗粟。矫节发何仓,徒忧我民牧。饥人纷在眼,哀鸿满平陆。昨见北来船,啾啾倚鸠鸪。”(卷十六)作者字里行间,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纵观顾景星一生,历经乱世坎坷,颠沛流离,一腔爱国情怀跃入纸上,如写于张献忠屠蕲城后的《满江红·和王昭仪韵》词句:“戈壁横空,马上过、几番山色。回首处、乱云抹断,帝城双阙。万里风沙生死地,十年魂梦君王侧。听琵琶、弹到《汉宫秋》,声声歇。   永嘉恨,难磨灭;天宝事,何人说?向玄都观里、偷弹泪血。乞得黄冠双鬓影,伴他青冢三更月。问姮娥,何事不长圆?山河缺。”可见作者的爱国情怀,正像书中【枉凝眉】说的那样“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受以上爱国情结驱使,所以,决意撰写一部“借爱情之托,抒亡国之恨,写兴衰之感,纪家事(史)之实”的政治小说,来讽刺、戒告大清王朝,就像书中的诗句“三春过后诸芳尽”,纵然盛世也必然有走向衰落的一天!这便是作者为何要写此书,以及书中为何采用隐曲之笔的缘故。
三、成书情况及大致年代
    为了便于人们弄清顾景星创作《石头记》一书的时间和地点,不妨将其列表说明:
《石头记》创作过程及大致时间表
年  号
(康熙)
生活经历和写作过程
    交 往情况
  相 关 事 件
说  明
二  年
(癸卯)
因父亲身体不适,未出远门
与佛幢禅师和同邑名士卢綋等交往
二月,顺治妃佟佳氏薨;妹夫曹玺以内务府郎中首任江宁织造;五月,浙江湖州人庄廷鑨刻《明史》被剖棺戮尸;冬日父亲卒;第八子昱降生
守制
三  年
(甲辰)
奉父亲遗命,夏日启程南下昆山迁先贞姑玉峰之厝归葬蕲州。
与友人宋琦、方楼冈兄弟、沈友圣、姜汇思及侄儿诚久等交往
友人钱谦益卒
守制
四  年
(乙巳)
秋日从昆山返蕲,安葬姑母刘贞节灵柩,大约是年开始酝酿《石头记》
与龚鼎孳、吴太安等亲友继续交往
好友龚鼎孳任职刑部;长女玉玖落草
守制
五  年
(丙午)
大约是年冬开始,正式创作《石头记》
好友施愚山莅临蕲州探访
是年冬,糊涂邻居失火,殃及顾家,家藏万卷书籍尽焚;发生山东即墨人黄培诗案。
守制;半年创作
六  年
(丁未)
继续创作《石头记》,闲暇饮酒为乐;夏日,受友人之邀北上河南。
与王宝臣、邵子湘、竺炼禅师等交往
江南沈天甫选“逆诗”以诬陷平人一案,天甫等弃市。
半年创作
七  年
(戊申)
继续创作《石头记》;夏秋之际,受友人之邀,先至宣城,再游福建、华亭,年底抵金陵、昆山故地。
与马总戎、施尚白、佟汇白、周栎园、卢澹岩、周釜山、卢文子、董阆石、沈友圣、张蓼匪等交往
同邑好友、著名隐士王子云卒于庐山
半年创作
八  年
(乙酉)
春节,与邑人好友卢澹岩相聚昆山;夏日归蕲继续创作《石头记》。
与昆山侄征远及友人叶白泉、愿云禅师等交往
外甥曹寅选拔进宫,成为康熙帝早年的学习侍从;同年五月,鳌拜革职拘禁。
半年创作
九  年
(庚戌)
为所作传奇《虎媒记》撰写《虎媒剧引》,首次见其落款“虎头公”
好友董苍水来访
外甥曹寅被选为御前侍卫,时年13岁。
全年创作
十  年
(辛亥)
继续创作《石头记》。
继续与湖广布政使徐惺及蒋虎臣等交往
友人谈长益卒
全年创作
十一年
(壬子)
继续创作《石头记》
与纪子湘等交往
友人周栎园卒
全年创作
十二年
(癸丑)
《石头记》创作已近尾声
江南后学顾贞观莅临蕲州拜访;另与张长人、向书友、梅子真等交往。
九月,一代文学大家龚鼎孳卒于京城;湖南兵变,三藩叛乱开始
全年创作
十三年
(甲寅)
大约是年春,历时十年的长篇小说《石头记》撰成。并接着开始研究六书之学,即撰写《黄公说字》字典
与同邑名士李嵩岑等交往。
是年秋,其爱妻爱妻萧瑜卒,享年45岁。
    顾景星作为生于一个理学世家的公子,父亲在世时,他不可能来写这部冒杀头之罪的带有浓厚排满倾向政治色彩和有为封建礼教的叛逆之书。其理由是:
    首先,尽管顾景星具有较强的叛逆思想,也尽管既具有封建正统思想所不容忍的“不孝”,但他又是一个“孝子”,对父母、长辈,乃至奴婢极为尊敬。其父作为出身于理学世家的一代大儒,封建礼教尤严,加之顾景星是他惟一的儿子,惟恐儿子遭到文字狱的迫害,有违封建礼教是其次,更何况主要是与大清帝国有着严重的政治冲突,顾天锡在世时绝不容忍儿子写《石头记》这种反叛思想的书。从顾景星当年在江南时所购书籍,父亲将其全部卖掉,并令其下跪,拧他的耳朵,就是怕他受文字狱的牵连。因此,父亲在世时,顾景星无论如何不敢写这部封建时代所极力反对的所谓“离经叛道”的书。其父死于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五岁。这正是他们一家人于顺治八年秋从祖籍昆山回到蕲州后的十二年,同时也是父执艾千子、张公亮等相继死去之后,正如书中甄士隐《好了歌解》中所言“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一样。
    其次,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康熙三年,顾景星奉先府君遗命迁先贞姑玉峰之厝归葬蕲州,在昆山呆了数月,等他扶先姑灵柩返蕲时已经是次年的秋日,他安葬好姑母刘贞节的灵柩,此时,仍然是为严父守制期间,按照古俗:父母丁忧须守制三年,谢绝一切应酬。顾景星朋友较多,情况特殊,不可能谢绝一切应酬。但是,此期间他不可能来写这部书,因为这违背了理学世家以及父亲的遗训,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的。那么,按照推算,当是将先姑刘贞节的灵柩安葬完毕以后开始的,也只是构思酝酿阶段。正式写作应该是从康熙五年冬开始的,因为这时父亲去世的三年守制期已经完毕。
    其三,康熙五年丙午冬,顾家惨遭焚烧,据顾景星第三子顾昌《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载:“丙午冬,邻居火延及草堂,焚贞誉公遗书暨府君所著《贉池录》、《顾氏历代列传》、《诸家诗注》、《读史集论》、《诗话》,凡三百余卷,皆烬。独《南渡》、《来耕》二集,以先妣抱救,得不尽失。”糊涂邻家失火殃及顾家,这与《红楼梦》书中篇首胡芦庙失火殃及邻居甄家的事如出一辙。而此期间,恰恰是顾景星开始创作《石头记》一书之时。        再看康熙七年冬月,距离他正式创作《石头记》整整两年时间,大约此时,已经写好了十回或二十回以上,故好友卢文子在在诗中吟道:“计到玉山回首处,停云片片落红楼”,因为,此时正好也是顾景星在写作《石头记》期间。
    为何说此书写成于康熙十二或十三年呢?其依据又在哪里?
    请看顾景星第三子顾昌在《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中说:“(府君)癸丑以后,究心‘六书’之学。”癸丑以后,便是甲寅,也就是康熙十三年,如果包括癸丑当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所谓‘六书’之学,即是作者后来完成的《黄公说字》。按此推论,大约是康熙十二年末或十三年初便开始撰写《黄公说字》。那么,在此之前,顾景星作了什么呢?然只字未提,原因何在?就在于这部著作是一部颇为敏感的政治小说,是一部封建时代那些道学家们所不容忍的“淫书”,如此透露相关信息,岂不是要株连九族?道理就在这里!顾景星的儿孙们再傻也傻不到如此程度。那么,从康熙四年开始构思阶段算起到康熙十二年或十三年,正好整整九个或十个年头,即便是九年,古人往往从其概数,习惯上也会说成十年,正合《红楼梦》书中篇首所言“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语。
     关于是书是否完成,历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颇多猜测,有说完成一百一十回,有说完成一百零八回,有说根本就没有完成,实质上只完成八十回作者就死了,当初所谓前八十回本《石头记》原本就是未竟残稿。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论者以为,作者已经完成全部书稿,而且是全部书稿完成只有一百零八回。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
    第一、其子顾昌在《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中,既然说“(府君)癸丑以后,究心《六书》之学。”那么,说明癸丑或此前《红楼梦》一书便完成了。顾景星生平治学非常严谨,他不会虎头蛇尾,因为写此书是他多年来的夙愿,或许当年避难江南昆山期间就有此想法,只是其父对他非常严厉,不敢擅自动笔而已。或许有人会问,此书既然是顾景星所写,那为何其子不在父亲的行略中暗示呢?这在当时康熙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能暗示吗?那可是要满门抄斩哪!再说顾昌也是一代高才,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如此地步!或许其父在临终前再三嘱咐过此事,不可随意外传,除非在有必要时交给表弟曹寅一阅。其实,作者本人已经暗示过了,就是前面提到的“四十年来著述绝少,其或写情月露寄趣■鱼……”。
    第二,作者深受蕲州佛道文化的影响,自然多有寓意。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贾珍便命贾琼、贾琛、贾璘、贾蔷四个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推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按:此条所评正文之“天香楼”,靖藏本作“西帆楼”。)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前面有关蕲州佛道文化一节中曾讲到秦可卿死后斋醮一事取自蕲州佛道风俗,如念“七七四十九日”经,“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九十九位全真道士”等等。作者熟悉蕲州的佛道文化,佛教认为人生有一百零八种烦恼,也许有人会说稍微懂一点佛教常识的人都知道,佛教也不是起源于蕲州,但是你要知道禅宗可是起源于蕲州呀!昔日蕲州凤凰山的四祖正觉禅寺的钟声所敲声数便是一百零八响,遥想当年顾景星在写作《红楼梦》时,每天清晨寺钟敲响的时候,想必他颇多感慨,于是将此书写成一百零八回。加之顾景星平生遭际与常人迥异,从其大量诗作中可以看出,不是悲愤,便是苦恼、烦恼;不是血,便是泪!再从《红楼梦》中的诸多数字与人物名字一样,颇多寓意,所以,作为亦佛亦道(玉山居士、玉山道人)的顾景星不会写到一百一十回,也不会只写到八十回就搁笔,说只有八十回的人,是因为认为该书作者是曹雪芹,那就是脂砚斋等说过“书未成,而芹卿逝矣”的话,由此误导了不少人。由此推论,顾景星完成的书稿应该是一百零八回,而非仅有八十回。说作者完成一百零八回,是说此数目暗喻其悲凉、困苦、烦恼的一生!这是与蕲州的佛道教文化颇有关系的。因为蕲州自古佛道兴盛,蕲人往往从一百零八、九十九、四十九等数字,这也是书中秦可卿死后为何“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九十九位全真道士”“停灵七七四十九日”的缘故。
    为何说是书完成于蕲州而不是其祖籍昆山呢?一是从上面列表内容可以看出,其间活动主要在故乡蕲州。康熙九年至十二年,为全年均在家写作,几乎没出过蕲州大门,因为该书已经接近尾声,作者想抓紧时间写成,以便早日开始撰写《黄公说字》,故这四年没有出过远门。另有康熙五年至八年、十三年,这五个半年,每年最多也只有半年写作时间,其中受友人之邀,外出游历,前五个半年,加上后四个整年,合起来就是六年半写成此书,书中说“十年辛苦不寻常”当是一个概数,指前后历经十个年头而已。当然,他外出游历期间,是否在写此书,不能否认没有动笔,因为邀请他出去游历的都是一些“铁哥儿”朋友,加上他好学勤奋,夜间不写作或许闷得慌,也许在外出游历时赶写过书稿,亦未可知。二是避难昆山期间,其父还健在,他不可能也不敢写这部书。这是从顾景星写作时间和经历来考证。也许有人会问,顾景星写作速度有这么快吗?古人写作用的可是毛笔而非当今的钢笔或圆珠笔啊!不妨举一个例子,若按顾昌所言其父撰写《黄公说字》一事,为康熙十二年癸丑以后,到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完成,也只是历经十一、二年,如此二百三十卷的浩大工程,那要有何其渊博的知识啊!倘若是常人可能要花费毕生精力也难以完成,可是顾景星仅仅只花费十一、二年的时间,其间同样要接待客人和外出拜访友人。李时珍编撰五十二卷的《本草纲目》花了整整二十七年,因为他要外出考察、验证药方,洋洋二百三十卷的《黄公说字》,顾景星与李时珍一样要做的工作也是实在太多了,大家都知道字典可不比小说,那是要翻阅大量史书、工具书的,其编写速度之快,实在是令人惊讶!而顾景星撰写《红楼梦》又是在晚年,也就是游历江南和楚地众多地方之后,再一点便是他才思敏捷,故作者撰写《红楼梦》一书花上六年半的时间,当在情理之中。
    从以上诸多迹象表明,该书成书于蕲州无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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